■街谈

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9月16日《南方日报》）

没有一位怀揣良心的教育者，愿意放任学生自杀。毕竟，共聚一个校园，是一种缘分。每位老师都希望前来求学的学生平安、开心，健康、快乐地离开校园。但成长毕竟是个复杂的过程，谁都无法保证，每位学生能守住自己的心理防线，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总能用坚强回应挑战。正如硬币有两面，校园里的学生，也总存在心理脆弱者。

这样说，决不是危言耸听。重庆交通大学去年一项调查显示，17.39%的学生表示曾经有过自杀行为，而且，大学生自杀绝对值的增长速度，亦令人惊讶。2002年是27起，19人死亡；2004年为68起，48人死亡；2005年，媒体报道内地大学生自杀事件达到116起……

以此而论，东莞该校在入学第一课，便与学生签订“自杀免责书”，从侧面印证了该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不自信。乃至该校需要依靠这种极端方式的“免责书”，来预防学生自杀所带来的冲击。但从现实来说，高校学生尽管已经成年，学校对他们的人身安全，仍负有道义和法理上的双重责任。在过往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当中，学生家长一方无不牢牢把握道德的制高点，迫使校方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尽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对于学生自杀、自伤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校炮制这张“自杀免责书”的目的，仍属力避校方在学生自杀、自伤等问题上应负的责任。这样的努力虽让人同情，但终究既违背了法理，也不符合教育精神。眼下，学生才入学，校方就匆忙签订所谓的“自杀免责书”，从程序上来看，怎能说“履行了相应职责”？更何况，师者，本该以教书育人为宗旨，引导并熏陶青少年学生的言行。似这般把自杀问题丢给一张协议，并试图全然推卸所有责任，校方的行为无疑过于急功近利。

有专家曾言，“防止自杀最好的办法不是注意自杀本身，而是应当更广泛地注意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自杀的发生”。所以，校方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不可能发挥免责作用的协议书上，不如安下心来，找找预防学生自杀的办法。因为唯有建立在尊重生命上的教育，才会换来学生与家长的支持和理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东莞该校的这张“自杀免责书”，击中的是校园心理安全教育的软肋，它从反面警示高校重视心理危机干预、筑牢校园安全心理防线的迫切与必要。□杨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