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治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可能就是被冲击裹挟的沙砾。

我们是欢乐的沙砾。那时候盼望着爸妈出去工作，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

母亲开始工作了，就是下矿井像男人一样装煤。这是义务性的，不去装煤就给下矿井的工人送水喝，守在井口，有矿工出井就把暖瓶里的热茶递给他们，这些事情都是街道居委会主任必须要干的，自然也是母亲必须要干的。

我是留守儿童。我和姐姐哥哥弟弟留守在家里，姐姐照顾我们，一是防止更小的弟弟掉到地上，再就是不能让我们出街。可我也关注窗外的世界。看见那个扛着木梯的人，我就会趴到窗台上。

他扛着木梯走过来，穿着蹭满颜料的蓝布工作服。他把木梯架到墙壁上，一只手里拎着一个小桶，另一只手握着一把板刷，踩到木梯上，用刷子给墙壁刷墨汁。家属区每一幢平房的前后墙都有他刷出来的黑板。黑板刷好后，他重新踩到木梯上，手里拿着彩色粉笔画黑板报。

我开始是在屋里隔着玻璃窗看他画黑板报。他的位置移动，视线无法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下地穿鞋出门绕到屋后去看他。虽然母亲叮嘱过不让我出门。

现在想起来，我看到的黑板报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批判刘少奇的，也有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为首的三家村的，那时矿家属区的黑板报都是这个人在办。我喜欢看这个人用粉笔画画。

他缄默地踩在木制长梯上，握着粉笔的手在黑板上运动，粉笔勾勒出各种人物，各种文字，各种图形。街巷是安静的。我站在木梯边看着他画画，觉得这个人很神奇。地上扔着他画画时手握不住的彩色粉笔头，那些粉笔头在我脚下越积越多。太阳穿过屋脊从东照到西，最后太阳消失，他都在那里画着。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说话，他只是哑默地专注自己手里做的事情。

老妈回到家发现我不在就出来找，不需要费力就可以找到，因为我只跟那个人在一起。老妈看见我就马上抱起来往家走。

“那是个哑巴。你跟哑巴在一起看把你吃了!”老妈吓唬我。

有一天我被看到的情景吓住了。那个哑巴美工被一群穿军装戴红袖箍的红卫兵围起来批斗。那些人揪着他的头发摁着他的腰，摁到九十度。有人拿着喇叭喊着批判他的口号，有人拿着皮带抽他的脸，有人给他挂上“反革命分子王占”的铁皮做的牌子。这个景象很可怕，老妈把我叫回家，关在屋里不让出门，我只能趴在窗台隔着玻璃窗看他。

“哑巴画错了毛主席像，少画了一只耳朵，这是污蔑毛主席呀。”老妈在灶前边干活，边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