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8日是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值此之机，外研社、世纪文景再版了多部梁漱溟作品，全国多地举办了相关研讨活动。上周末，“这个世界会好吗?———纪念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汉学家艾恺、法学家许章润及梁漱溟的嫡孙梁钦宁同台对谈。艾恺从上世纪70年代起研究梁漱溟，但那时，“因言获罪”后，梁漱溟的名字长期无人敢提起。“这么重要的思想家，这么重要的人，谁都不理他，没有人研究他，我才决定深刻地去了解他。梁先生独一无二的地方，不是一个只在书房中独立奋斗的人，他还是中国的甘地，是个活动家。”艾恺用流利的普通话说道。1975年，艾恺写就《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此书中文版近日由外研社再版。艾恺与梁漱溟，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相遇后，先后走入了中国的农村。梁漱溟有个说法，“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受伤。”所以要把老百姓与政府的关系改成像师生的关系。对知识分子而言，时代变幻，但担当和责任则从未改变。南都供稿

“此时，西方已经有李允钊、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的传记，对于梁漱溟的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1980年夏，北京，一个晴朗的白天，38岁的艾恺第一次见到了87岁的梁漱溟。当天，梁漱溟穿了中山装，再也不是艾恺之前在陈年照片上见到的“一身灰色长袍，一顶瓜皮帽”的形象。

在见面之前，身在美国的艾恺凭着资料研究梁漱溟长达十多年。信息阻隔，在研究时他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生是死。适逢“文革”爆发，中美尚未建交，美国人要研究一个中国人物，困难重重。

艾恺原名GuYSa1vatoreA1itto，1942年出生于美国哈利斯堡，家境比较贫困。1960年，他靠着奖学金，进入天主教会创办的国王学院念本科。一开始，他想研究意大利史，但被老师劝阻了，“老师告诉我，(研究)欧洲史的人已经很多了，可以往非西方史方面进一步了解。但这所大学没有非西方史的课程。”艾恺告诉记者。

1964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因撰写《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而声名大噪的邹谠。邹谠的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就这样，艾恺跟着邹谠真正开始中国历史研究。他的研究生论文是关于批判周谷城的运动。在阅读批判运动里的文章时，艾恺第一次看到了梁漱溟这个名字。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人留意到“梁漱溟”这个名字，是因为毛泽东。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为农民问题辩护，称“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毛泽东闻言大怒，批评其“教训中国共产党”，甚至写下《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于是，梁漱溟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乡建分子、新儒家学者、国共和谈的重要人物，一下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到了“文革”，梁漱溟夫妇再度遭受迫害，被罚睡水泥地。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与个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对于中国的研究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艾恺说。

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才逐渐多起来。当时关于中国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传教士在中国的回忆录，又或像《清代人物大辞典》这类大部头。哈佛大学是首个成立东亚研究中心的美国大学，是美国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先驱。1969年，艾恺考入这所著名的学府攻读博士，师从费正清、史华慈。费正清被誉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头号中国通”，他和胡适、陶孟和、T文江、蒋梦麟、傅斯年等曾留学英美的学者在北平有来往，还结识了知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出《中国关税的起源(1850◇1858)》《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等著作。而史华慈研究过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也有研究。“此时，西方已经有李大钊、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的传记，对于梁漱溟的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决定研究梁漱溟，并将之写成博士论文。”艾恺告诉记者。

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前要通过一个口试，艾恺因此看了四五百本关于中国的书以及梁漱溟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我觉得梁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那时只有他一个人出来为中国固有文化做辩护。为什么没有人理他?我愿意研究他。”但艾恺当时也有担忧，怕别人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值得看，会以为梁漱溟是个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