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大家认为梁漱溟留在大陆是附共，所以不能研究;在大陆呢，认为这个人是反共。国外没有这个框框。”

1969年至1971年，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艾恺想到大陆来。但时值“文革”，他只好转去台湾和香港，一边学汉语，一边寻找梁漱溟的学生、朋友，想通过他们更多地了解梁漱溟。“他们那边消息也不怎么灵通。譬如香港，他最忠实的一位学生胡应汉，也不知道梁在‘文革’时候的经历。牟宗三、唐君毅也没听说梁先生的消息。”

在台湾，艾恺采访了不下30个人，包括陈立夫、周绍贤(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等。但困难重重，“除了梁的一些书、著作之外没有别的资料，第二个困难当然是语言，我中文水平还是不那么高。比如(采访)钱穆，他的口音是最重的，幸亏我的一个同学是他的外甥侄，给我做翻译，把他的话翻成比较标准的普通话”。1975年，艾恺完成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书中的参考书目达611条。

台湾行让艾恺大开眼界，这才开始真正了解中国人。“我发现中国人的宇宙观跟西方不一样，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个实体，不是单独的存在，一定是跟别的实体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刚到台北，我总得在街上问人某一个地方在哪里，在西方的习惯是说哪一条街多少号，中国人会告诉你，你要找的地方和别的地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某一个地方的北边，或某一个地方的后边。西方人是用二元论的逻辑，中国人，依我看，那是跟《易经》有关的宇宙观。”艾恺说，越了解中国，越觉得很有意思，越有味儿。从个人的性格和文化旨趣上，他尊崇中国儒家文化，他到山东曲阜孔庙会行礼，到梁漱溟先生的墓前会三跪九叩。后来，他不仅写下了有关梁漱溟的书，也写了《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著作。

台湾之行几年后，1979年，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访美，中美正式建交。艾恺也获得了到达中国大陆的机会，他以翻译身份到中国考察，并在1980年终于见到了梁漱溟。

为了见面，艾恺已经做了多次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开始了文化交流，艾恺作为中方访美代表团的翻译提出要见梁漱溟的请求，但没有收到回复。后来他才知道，1966年挨斗以后，梁漱溟原来住的房子被占了，只能与太太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没有书桌，也不许他见客人。

《最后的儒家》在1979年出版后，引起西方学界对梁漱溟的兴趣，并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在艾恺先生写这本书之前，还没有人写过我父亲的传记。在台湾，大家认为梁漱溟留在大陆是附共，依附于共产党，所以不能研究;在大陆呢，认为这个人是反共。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没有这个框框，所以有人研究，这人就是艾恺。”梁漱溟之子梁培宽、梁培恕接受纪录片《泊客中国》采访时说。对此，艾恺向记者举了个例子，“1980年，我在哈佛教书，有一个很出名的中国历史学家的儿子在哈佛念本科，他在学生报上写书评批评我:梁漱溟是个小人物，怎么能跟胡适、毛泽东这些人相提并论?你把他捧成个大人物，他不是。”艾恺笑着说。而事实证明，那个时候“看我书的人越多，梁漱溟的地位就越高了”，“研究梁漱溟的第一人”的头衔也由此而来。

《最后的儒家》出版后不久，艾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梁漱溟曾经的邻居捎来的口信，说梁先生希望能与作者当面讨论。“(能见面)当然兴奋得不得了，但有点紧张、怕。虽然没有见过他的人，我写成相当完整的βroject(论文)，有点怕描写错、分析错这个人物。跟他相处几天后，发现自己没有错，心理本来有点不安，后来安了。”艾恺告诉记者。

在北京的第一次见面，艾恺与梁漱溟谈了很多。在之后的两个星期里，艾恺每天一早就到梁漱溟家里。两人分坐一张桌子的两角，桌面搁着的录音机全程记录他们的谈话。2006年1月，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把这个对话整理为单行本《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出版，艾恺说，想不到它会畅销。

“我和哥哥那会主要做些端茶水的工作，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也怕聊太久了对祖父身体不好。”梁漱溟的孙子梁钦宁告诉记者。钦宁的名字是梁漱溟所起，寓意是崇敬列宁。在他眼中，祖父是个很开明的人。他曾问过祖父，“‘文革’抄咱家您生气吗?他回答了三个字，简简单单:不生气。我很奇怪，立刻追问为什么?他说，‘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他对这些事情看得很淡。”

“我近几十年在国外介绍梁漱溟的时候，经常用哲学家的身份。不过我现在觉得应该强调他的另一方面，他最主要的历史上的角色是一个活动家。”

在政治运动中沉浮，在学术之海中跋涉，梁漱溟对自己有独到的认知，1987年，他曾在演讲时说，“总结一生，我不是一个书生，我是个拼命干的人。”这句话讲得很大声，梁漱溟拍着桌子讲。在艾恺眼里，从不囿于书房、坐而论道，是梁漱溟独一无二的地方。

“我近几十年在国外介绍梁漱溟的时候，经常用哲学家的身份。不过我现在觉得应该强调他的另一方面，他最主要的历史上的角色是一个活动家。有点像印度的甘地。在历史上，一提到甘地你会想到他在社会上、政治上的活动，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思想、哲学。”艾恺表示，自己在《最后的儒家》中对梁漱溟作为活动家的评价过低了。

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能成为北大教授，皆因他的论文《究元决疑论》。这篇研究佛学的论文引起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注意，并聘用年仅24岁的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进入北大4年后，1921年，他写下《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学术界一鸣惊人。但他这时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从繁华的北京去贫苦的农村。“1924年，我头疼，很想离开北大，不同知识分子见面，愿意到乡间去，跟农民生活在一起。我看见了不识字的农民，农民生活太苦。”艾恺回忆梁漱溟生前对他的说法。

乡村建设运动是二三十年代的重要社会运动支流。国家的凋敝引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忧思，并进而把疗救乡村作为疗救国家的解药和尝试。乡村，被视作乡土中国、现代中国的根本。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领导乡村建设运动，欲以乡村为出发点创造新文化;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欲从扫盲做起改变中国的人民素质;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矢志于推广工商职业教育……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始于1931年，此前他已在广东、河南开展过乡建。虽有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但他不希望这项实验受到省政府太多“关照”，提出了选择实验地点的标准———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社会结构要有代表性，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邹平正合适。

他们在现邹平一中的旧校址处安顿下来，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当时，邹平县城比较小，老一中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城门外边的东关了。在马路北边，有一家卖盐的商店，院子比较大，有十几亩地，是三家合伙的买卖，由于经营不善已经面临倒闭。经过协商，梁漱溟他们买下了这个院子，对房舍简单做了一下装修，然后又在院子里新盖了一座礼堂和七座教室。”邹平一中教师刘庆亮告诉记者。

以后7年里，梁漱溟成立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农场，医院、图书馆、社会调查部和邹平师范学校。每天拂晓，梁漱溟或其他老师都会与学生讲“朝话”，让学生静思。另外，他还成立合作社，教农民种植高产量的棉花，培养出产蛋量高的新鸡，饲养的猪比本地猪重了50斤。

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在他的倡议和主导下成立，棉田面积从1932年的不到900亩，到1934年一下子增加到40000多亩。直到今天，邹平仍然是一个盛产棉花的地区，被列为全国百富县城之一。

梁漱溟的理想是把政府学校化，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要改良，不要用暴力。他有个说法是，“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受伤。”所以要把老百姓与政府的关系改成像师生的关系，艾恺说。

然而，邹平的乡村建设之梦随着日本人的到来，以及军阀韩复渠的逃离而结束。

有学者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失败的，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的陈序经，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过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照搬的是西方的组织方式和科学技术，几乎没有一点纯粹的中国东西。“作为一个标准西化的都市知识分子，他访问邹平归来后得出的结论果然一点也不出人意料:梁漱溟仍然没有能把山东农村变成上海。他以胜利者的口吻指出:邹平的医院缺乏设备而且落后，农居脏得令人恶心，整个邹平找不到一段好一点的公路。”艾恺说。

艾恺也在邹平考察过，他认为梁漱溟的乡建实验是成功的。艾恺做研究有个特点，喜欢搜集一手资料，因为研究梁漱溟，最近20多年他曾到过邹平以及河南省南阳以西的县做研究，也因此关心起中国的乡村建设。

艾恺第一次踏进邹平是1986年。邹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农村窗口，艾恺是最早来到邹平的美国学者之一。随着1985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成立，美国学者在山东邹平进行了长达20多年，多达200多人次的连续性蹲点式的社会研究。

在邹平，艾恺访问了400多位村民。“他们都(把梁漱溟的乡建)赞美到天上去了。”艾恺继续回忆道，“我在村里走，每天都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坐在外面的小凳子上，我过去和她聊天，问她用什么标准分时期?她用吃的东西来划分。大家都记得当时的猪养得很大。30年代多吃点小麦，好像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但是抗战以后，生活水平立刻降低了。”

梁漱溟的名字已经成为邹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73年到现在，艾◇来中国有上百次。看到邹平新修了马路，盖了电影院，老百姓β子好过了，艾◇很欢喜。

80年过去，梁漱溟当年在山东践行的乡村建设运动，至今仍未过时。至近年，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1996年，廖晓义创立了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

2003年，经济学家温铁军，他秉承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前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在河北的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任院长。

2007年，李英强、杨民道等人在北京成立立人乡村图书馆，目前在中国多个省份的县级地区已有11个分馆，以促进乡村教育革新为宗旨，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

2011年，广东艺术家欧宁与左靖选定安徽黟县碧山村作为实验基地，邀请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当地的工匠、艺人合作，创作出传统工艺和生活用品的当代版，同时举办碧山村和徽州地区历史文献的展览。

10月18日，北京“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廖晓义现身并发言，“梁先生是把我带回家的人，我是他的粉丝。”

廖晓义1986年在中山大学取得哲学系硕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被称为“环保诺贝尔奖”苏菲奖的中国人。1999年，她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农村租了近3000亩山林作为环境教育基地，教农户实行垃圾分类，使用太阳能灯，种植无公害食品，摸索了“生态保护、环境教育、乡村建设、民俗旅游”四位一体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在四川建设了“乐和家园”;2010年，她回到自己的祖籍巫溪，参与了全县的“乐和家园”建设。

“我不是看了梁漱溟先生的书才做乡建，主要是他的思想对我产生重要影响。”廖晓义告诉记者。2000年某天，她读到梁漱溟先生的书，酲醐灌顶，“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都是从政治上了解他，不关注他在文化层面的思考。他有个重要观点，认为文化失调、失去自己的文化是中国发展的致命点，让我很受启发。另外，他的乡建思想特别了不起，他从乡村上探讨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不以西方思想为目的，引进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

艾恺在2011年参观过廖晓义在重庆巫溪的乡村建设，认为廖的乡村建设活动特别之处在于，是让同村的人感到他们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的感受，却正是过去30年中国人正在逐渐失去的，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中国“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原来的社区很难找到真正的社区，大家都住在高楼里，连对门的邻居都不知道，都不认识了”。

外研社编辑付帅曾做过统计，从1973年到现在，艾恺来中国有上百次:1973年来时，中国的公路、建筑物很少，老百姓生活水平不高。1980年来时，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势头，开始出现变化;1982年再来时，就看到了明显的变化;1984年以后更是如此。

看到邹平新修了马路，盖了电影院，老百姓日子好过了，艾恺很欢喜。他追随梁漱溟的脚步踏入了中国的农村，得到的是别样的天地。至于这个国度的未来，艾恺说，可能贫富差距、农民工、环保会是隐患。中国需要观点，但像梁漱溟那样坐而言、起于行，则从未过时。

《梁漱溟文稿手迹选》，梁培宽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7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