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自己是～只愉快的老猫，可以在午后斜阳的书房中，在那些藏书和影碟中徜徉。”58岁的江晓原不止～次这样对人说。江晓原信奉万事随缘，正因如此，他爱好文学却走上天文学研究的道路。在别人看来是阴差阳错，但江晓原可以同时游走于天文学研研究、性文化史研究，不到40岁的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评上教授～职。“很难说文科与理科哪块影响我深。”江晓原说，这两种思维在他的生活、学术研究上经常结合在～起。比如，他自主设计了引以为豪的“老猫的书房”。书架参照了档案馆中的滑轨式密集架的设计，请来房屋设计人士和密集架设计人员共同商议和计算楼板承重，使八架与天花板齐高的双面书柜可以在其上静静滑动。他还会为家里6000部电影制作数据库，可以轻松找出他哪～天看过的电影，以及他写过的评论。再如他的学术论文“天狼星颜色问题”是利用古代资料解决现代理论问题，而武王伐纣和孔子诞辰是利用古代天象记录推算事件发生的年代。“我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江晓原说，他经常把甲学科的方法用到乙学科上，把甲学科常见的材料用到乙学科去，“这种在方法和材料上的跨界，从而体现出创新。”陈晓勤南都供稿

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导师，现任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恢复高考后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2年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首个科学史系首任系主任。著有《天学真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

纺织厂电工的阅读

记者:◇复◇考后你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江晓原:我当时对这个专业没有任何认识，只是为了确保我不会再回到工厂。我17岁刚初中毕业，因为“文革”学校不开学，那时没有高中，直接分配工作进工厂，我分进了纺织厂当电工。6年电工对我来说很愉快，我一直坚持阅读，在工厂里处境也挺好，但我对这种生活有点腻，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家与大学没任何渊源，父母是一般机关干部，母亲负责机关图书室书籍的采购。我考大学时没任何人指导我，不知道大学、专业是怎么回事，都是乱填的。我排除了工科与文科，选择了天体物理这个远离现实生活的纯理科的专业。我爸爸的同事后来告诉他，这是个顶级专业，“你儿子连高中都没念过，这种专业每年在上海只录取一到两名”。我父亲回来和我说没希望，我说没希望就再继续考吧。高考前我把高中的书借来自己学了一遍，结果考了挺高分，考中了。像我这种没读过高中的，能考上二本就不错了，哪能报南京大学天文系，这是南京大学最好的专业。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笑)

记者:初中学历考上大学，读天体物理专业，学习有困难吗?

江晓原:我考试侥幸发挥得好，实际上基础不好，大学第一年自己还是得补补课，毕竟天文系19个同学，只有我没上过高中。我第一年回家，母亲看我变得很瘦，问我，“是不是扛不住了，这学还能上吗?”我说，考试前的3个月我自学高中课程还同时在工厂上班，没有影响工作呢，现在好好的在那儿全力学习，怎么会不好呢?第二年起，我的基础就跟上了。

记者:回过头来看，你在工厂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对于你参加◇考以及后来的研究应◇都有很大的影响。

江晓原:是的。在厂里有谚语，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小电工。电工经常是游手好闲，技术越高越清闲，出故障一弄就完了。我完全可以继续保持阅读，我很快可以带徒弟，当班经常从头到尾什么都不需要干，只在电工房读书就行。有事情让徒弟处理，搞不定我才需要跑到现场。

记者:当时，主要读一些什么书?

江晓原:我6年读了不少书。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西方的文学作品，除了一些所谓的文学名著，也包括一大批当时内部出版的前苏联作家、政要的回忆录。当时内部出版这种书，不对公众开放，我有办法搞到这些书。中国的主要是看古典文学作品，我也有办法搞到，在那个时代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有。比起其他插队的人受到的磨炼，我倒没受过苦，能保持读书的状态。

1988年成为中国第～位天文学史博士

记者:你的专业天体物理专业，主要学些什么?这个学科在全国的情况怎样?

江晓原:除了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也有天文系，“大跃进”时建的。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在地球系下面有与天文有关的专业。全国学天文的学生只在这4个地方，招生很少。1977届的南京大学天文系招了19个学生，最后15人毕了业。我们同学很多都到国外去了，也有人改行了。国家天文台现任台长就是我们同届、同寝室的同学。我也不能算完全改行了，也改了一点。

天体物理专业的学习内容基本是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的全部课程，再加上天文系的一些课程，课业极其繁重。理论物理专业是物理系里最顶级的专业，要学所谓四大力学:理论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量子力学。我们与理论物理的学生一起上课，天文系还会另外给天文系学生开课。天文系的学生负担很重，与学文科的同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学文科的同学偶尔过来玩玩，我们觉得他们游手好闲，我们却有永远做不完的习题。

记者:你于1982年考进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8年成为第一位天文学史的博士，你当时立志要做天文学研究?

江晓原:没有。考研时，我原来要报考复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先秦文学方向，我为这事努力了很久，但这个专业的导师生病临时取消招生，我突然没方向了，不知道报什么好。同寝室的同学告诉我，说看见一个很怪的专业，要考中国通史、古代汉语、天文学导论这3门课，“这3门对你来说不是很合适吗?”我当时还不知道导师席泽宗是个怎样的人，实际上他是中国整个科学史行业的泰斗。我想这3门课无疑把很多考生挡在门外，遇到我这样的怪人很合适，不用准备也能考，就报了。这心态与我考大学的心态类似，在人生最关键的选择上，我基本上都像胡闹一样处理，没有任何深思熟虑，随缘，所以我后来把我的30年文集取名《随缘集》。

记者:回头来看，有没有哪些对你影响比较大的老师?

江晓原:我报名后，副系主任和我说，席先生招生了3年，一个学生没招到，你报了也好，去试试。结果我就考上了。席泽宗老师是一位高度有智慧的人，他是国内唯一靠搞科学史当上院士的，前几年故去了。我念他研究生时他当所长，对我完全放任，他知道我学习不需督促不用操心，对我搞的事情持乐观其成的态度。考他的博士时我也还浑浑◇◇，我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搞科学史。我就对他说，你觉得我有潜力就考，没潜力我也不下这功夫了。他对我说，我看你是有潜力的。我信任他，他说我有潜力我就考了，仍然很随缘。

1984年我研究生毕业时，当时上海天文台的台长叶叔华院士对我老师说，想要找一位天文学史的学生到她台里工作。当时我身上有两个通知书，一个是(上海天文台)职工入职通知书，另一个是博士入学通知书。1984年底去天文台报到，1985年入学，这样我可以在职读书，享受比较好的工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