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一城市

急剧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几乎让中国所有的大中城市的历史都变得面目模糊，推土机不仅改造了城市的样貌，也迅速抹除、重构城市自身的记忆，城市的自身肌理与生长脉络因之变得支离破碎，助长了日益流行的集体健忘症。

某种程度上，如果不借助摄影，我们无从在一个时间维度中廓清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所幸，纪实摄影师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每座城市都理应有一部用影像构建的历史，这部历史并不关注宏大叙事，而是着眼于日常性的市井片段，细枝末节却鲜香活色，通篇是普通人写给普通人的朴实言语，却又浸润着生活的智慧。

中国不乏这样的纪实摄影师，立足本土，数十年如一日为身边的人事物造像，经年累积，已形成一种个人化的城市影像志。为此，我们开辟这个名为“一人一城市”的栏目，期待在每位摄影师的作品中，品味每座城市的独特性格。

武汉的市井生活构成了一种俗文化的象征，强烈、浓艳的市民生活气息、民众个性的双重性格与其他城市相比最显具特殊性。粗俗与率真、坏脾气却侠义豪情、不拘小节又落落大方、不精装扮却拼命作秀……

谢国安

纪实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48年生于湖北武汉，曾任职于武汉展览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2007~2008年任武汉美术馆艺术总监。摄影作品先后被中国摄影博物馆、广州美术馆、武汉市档案馆、武汉美术馆收藏，媒体称其为“武汉城市影像代言人”。

郑梓煜/文

谢国安/图

南都供稿

记者：你最早开始摄影是什么时候？因为怎样的契机？

谢国安(以下简称谢)：70年代末，从知青下乡到工厂再返城进入“武汉展览馆”工作。因美术部编制满员，只能进入到摄影部，此后便开始了我30多年的摄影生涯。

记者：“武汉纪实”这个项目的缘起是什么？

谢：“武汉纪实”说是项目，对摄影个体来说，其实过大。只是当我进入摄影的初期，恰逢“纪实摄影”在中国发端，摄影人才知道去拍摄真实的社会生活与人已成为可能。

记者：你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记录意识吗？还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修正明确？

谢：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纪实摄影人”中，开始都很难具备明确的记录意识。开始我也只是模仿西方摄影大师的图示去拍，先单幅、后组照、再系列。随着个人的积累增多，经验、阅历的丰富、技术的完善，于80年代末我写《大都会纪实摄影的思考》一文时，“武汉纪实”的初步架构才成型。在原有的“武汉人过早”、“汉正街商模”、“武汉人过夏天”、“城里城外武汉人”的基础上扩展至“武汉里巷”、“热都武汉”、“1978~2013年武汉纪实”……

记者：武汉这座城市对于你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除了情感上的归属，在如何观察与记录这座城市这个问题上，你更希望保持一种旁观者的距离，还是局内人的情感投射？

谢：武汉这城，只是我出生和赖以生存之地，情感上也缘于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亲缘模式。在观察记录这城时，我保持种友善的局外人方式。局外人能具备对事物重新观察认识的“新鲜感”，这对拍摄时的冲动十分重要，如某些人认为的去和对象接近，寻求亲近感，继而互动，如此这般，纪实图像的瞬间与真实性就死定了。何况你本身就是这城中的一员，熟人熟事，平淡无奇。

记者：尤金·史密斯曾经说：“为一座城市造像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如果开始尝试去做，本身即是犯了自视过高的毛病。即使这个努力会使自己对事情的真相有所体会，但它只不过是城市的一则谣言罢了；没有意义，也不会流传下去。”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谢：“为一座城造像是件永无止境的事”千真万确，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无以为计，试图表明“自己能为城市做全记录”的话，才是真实的谣言。何况中国的城市，座座都是西方的一个小国，且人多得惊人，事也复杂得惊人。我要让我的作品成为这座城市生活的片段，曾经的记忆。

记者：拍摄武汉这样一座大城市，对你而言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谢：武汉地大喧杂，南腔北调，个性不够鲜明，很难用图像一矢中的，题材的选择就需要颇费周折一番。武汉三镇，三种格局，三种成分，三个特性，更不易一统组划。你有时不得不避重就轻，委曲求全了。拍摄武汉最要命的是，城建楼房高低无序(除租界外)，小街小巷影形杂乱，连同道路一块全无质感和光影效果，这对“纪实摄影”以人与环境为主构架的图像意识来说充满挑战，会增加更大难度。同时对人性的深刻描绘也会让你大打折扣。

记者：武汉的市井生活构成了你的作品主体，在你心目中武汉有怎样的特殊性？

谢：武汉的市井生活构成了一种俗文化的象征，强烈、浓艳的市民生活气息、民众个性的双重性格与其他城市相比最具特殊性。粗俗与率真、坏脾气却侠义豪情、不拘小节又落落大方、不精装扮却拼命作秀……

记者：人始终是你影像的主体，你是否认同外界对武汉人性格特点的描述？画册里很多类似场景跨越二三十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其中的武汉人“气质”是否产生什么明显的变化？

谢：试想要在人物刻画上抓住以上武汉人诸多的特点，的确有很高的挑战性。例如文学作品的至高境界是对于主人公深刻的描述，突现时代背景和精神；绘画至尚技巧也是肖像画样。我都会在寻求人物自然流露的神态、肢体语言和光影结构中去完成拍摄。近二三十年，武汉的市容变化同中国大多数城镇一样，今非昔比，完全改变了模样。武汉人“气质”的表象已明显变化。反观二十年前的武汉人(我拍的照片里的人)那完全一个乡村大哥大嫂的范儿，但如今颇具几分“气质”风范的武汉人依旧不能张口和伸手(张口便粗，伸手则武)，否则便原形毕露了。财富的增长，在没有知识和道德约束的时代反倒会令人庸俗和可怕。

记者：对你而言，这个拍摄项目是否永远处于进行时？还是你会主动做一个结束？

谢：今后忙于展事和推广，我只好放慢了脚步，但不会停止记录，会更系统地补拍完善已构建的系统。

记者：今天摄影变得极为方便，手机随手拍成为很多普通人的日常习惯，也有不少人号称自己在记录市井生活、记录城市变迁，你如何看待这种日益“平民化”、去专业化的摄影？

谢：毋庸置疑，如今拍照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图像真的泛滥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快餐文化只不过是快餐的成就。正如摄影术发明之初让人感叹“绘画已死”一样，“去专业摄影”根本就是另则谣言，这反倒使“职业摄影”名正言顺起来，当然要看真功夫了。人类共享的艺术手段不会消亡。往往鉴别艺术品价值的高低，要看创作者个人的智慧、手工操作的难度和技巧精度来衡量。当然手机和数码快照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操作样式，同样也会产生出此类的高手，但至少目前还未见其端倪。这还需时光锤炼、图像打磨，方见分晓。

记者：今天摄影作为一种媒介给很多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你平时是否关注纪实以外的摄影？

谢：摄影作为媒介给众多艺术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不是今天而在西方19世纪的创作与发展中早已有之，如“波普艺术”、“照相写实绘画”等，尤其在“威尼斯双年展”中举目皆是。其主要表现在当代或现代摄影中，创作者的观念占主导地位。而现今中国当代的现代摄影表现中观念与图像意识和质量均有欠佳之憾，这会影响到创作者意愿的完整表达，进而也会减弱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与深刻表达。目前这类新摄影现象多见于艺术院校接受过平面数字系统学习出来的艺术生，而这需要对艺术史论及社会哲学有所思考，并完善好对于影像的把握才会更好。

1980年，中山公园。那时公园要收门票的。工作后唯一单休日是星期天，去公园照相是很美的事，何况用20元的双镜头照相机，拍摄穿着各式毛衣朝一个方向微笑的少女，真的很专业、很时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