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记者

今年74岁的王文亮，家住管城区法院家属院，曾是空军十六师四十八团的飞行员，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国家，最遗憾的就是对妻子和家庭的亏欠，“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老伴。我一直在部队，老伴一个人把家撑起来，把孩子们拉扯大，我欠她的太多了。”于是他联系到了记者，想通过社区报表达对妻子的感情。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谷长乐 文/图

我的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就是找到了一位愿与我同命运、共进退、知冷热的，与我不离不弃的好妻子——果秋花。

话还得从我飞完两种气象开始战斗值班开始。当时我们飞行员有规定：28岁或飞完两种气象获得飞行编号编入战斗序列可以战斗值班，才能谈恋爱结婚。当我第一次战斗值班后，大队梁政委找我谈话要给我介绍对象，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最好找一个不嫌弃我家穷，能照顾老人，愿意跟我过一辈子的农村姑娘。”

根据我的要求，组织上给我找到了现在的妻子，通过书信来往，我发现我和妻子有着相同的命运：都家庭贫困，都幼年丧父，都是新中国成立后靠国家的助学金顺利毕业，都是十几岁参加工作……共同的命运让我们很快走到了一起。1966年6月，我们在郑州见面，经过两家老人的同意，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恋爱不足一个月，我接到了上级命令，赴越协助越北防空作战。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9月15日她却赶到部队，要跟我结婚。我说：“你想好，我是去打仗，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她说：“我知道，你放心去吧。婚后你去前方打仗，我名正言顺的照顾老人，这不是很好嘛。”当天部队跟我俩举行了婚礼。因为部队训练紧张，我俩一别就是两年多，双方就只报平安，我没有把战友牺牲的事情告诉她，她也没有将继父被斗的事情告诉我，都相互鼓励对方安心做好本职工作。

1968年我部回到东北，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边境战火又起，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这时她向所在的郑州公教医院申请，主动随军。我因战备住在山洞，所以她白天在雪地里走村串户行医治病，晚上回到营房独守空房，就这样默默地支持我，直到解除一级战备。

当我们第一个孩子王军快要降生时，我因为战备不能守在她身边，当时医院诊断她会难产，于是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长春空军医院待产。产后7天，又一个人抱着孩子回到部队。我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1974年儿子得了肝炎，虽然家属房与飞行员大楼只隔一条路，但是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我不能回家。她抱着小一点的孩子，拉着大一点的孩子站在马路对面，让我看一眼孩子们。后来岳母病故，岳母只有她一个孩子，但是我有任务不能陪她，也是她一个人撑起来的。

我不能为她做什么，但是他却时时安慰我。一次飞双机特级，僚机失速进入螺旋跳伞时出了二等事故，作为机长的我压力很大，是她一直安慰我：“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鞋湿了拧干，不再湿就是了，我相信你会接受教训，以后飞得更安全，带出更好的飞行员。”正是有她的鼓励，我先后荣立三次三等功，也为部队争了光。

就这样，我们共同生活了47年，在这47年的风风雨雨中，她始终默默地站在我身后，关怀我、支持我、激励我，要我对事业执著，对工作认真，对生活要热爱，对党和人民忠诚。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在我们共同生活的47年中，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因为我总认为她为我牺牲的太多太多；而她也认为照顾的太少而不安。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这种相互谦让的思想指导下，过着平凡而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