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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的家属区,在珞珈山的东南侧,不远处便是东湖。樊星的家就在这里。 樊星的书房大概有10平方米,三面墙壁都是带窗的书柜,自然是装满了书,中间还有一个大书桌,也是堆满了书。这么一摆,不小的空间,即便是两个人在内,都显得挤得慌。 “原本还有些分类,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书都分得很清楚,后来书越来越多,也就顾不上了。”樊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他阅读的范围还是集中在文史领域。 樊星说,他并没有收藏的癖好,书对他而言,更多是研究工具。所以他非常重视笔记,几乎每本重要的书,他都会把基本情节、主题认真记下来,最后甚至还会亲自设计封面。“这些笔记现在都成了我的宝贝,写文章时,完全不用再去翻作品了。” 80年代作家有思想家的气质 知青岁月,对今年56岁的樊星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虽然下乡时间不长,但年少时的历练,现在都成了他宝贵的精神财富。 樊星当年在狂飙突进似的阅读的同时,逐渐成长为一名文学批评家,他所关注的重点,是那批同他一样有过知青岁月的作家,如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 “对于这些作家,我始终关注的是他们作品背后的思想。”樊星说,史铁生背后有基督教信念在支撑,身残却心怀博爱;而韩少功则与世界新锐思想保持同步,对社会和时代始终持怀疑与批判精神;至于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在樊星看来,更深层次上其实是一种绝望,“也许你很想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英雄,但这个时代偏偏又注定你不可能成为那种人,那你该怎么办?” 在樊星的文学思想史版图中,史铁生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应该说,80年代的作家整体都有一种思想家的气质,在他们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思想,即便是很多哲学家都不一定能达到。” “但是史铁生是一个尤其独特的存在。”樊星说,今天人们常常受“现代派”或者“后现代”思潮影响,觉得生命是荒诞的,或者生命应该是狂放的,但是史铁生却告诉我们,你荒诞也好,狂放也好,其实生命只是一个过程,而你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怎样把这个过程充实。“这其实是一种‘过程哲学’。但史铁生又使自己的生命放射出博爱的光芒,呈现出圣洁的暖色。” 校园文学是研究重点之一 读过许多中外作品以后,樊星感到,相对于很多西方经典作家,中国作家似乎存在某种先天不足。他聊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里面最深刻的就是伊万的思想矛盾,他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但他也常常怀疑善的价值。这就是人性的微妙之处。他就像站在深渊旁一样,一方面不想跌进深渊,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往那里面看。所以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经说过,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有节制的意识。” 相比之下,许多作家对于人性的描述,常常显得比较片面。“即便是卡夫卡,无论大家说他多么伟大,但他其实还是比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他的想象确实很奇特,但奇特并不意味着深刻。” 另外,樊星还是希望能从文学作品中,找寻到某种“正能量”,这是他判断一本书是否有价值的重要标准。“我觉得文学首先应该有智慧,其次应该有个性。相比之下,文笔和技术倒是其次的。因为作为作家,文笔和技术常常不成问题,可要写得深刻,写出人生的智慧,就不那么容易了。文学史上,能够以博大的智慧给人以深刻启迪的作家不多。” 最近,樊星读得最多的是校园文学,这是他近几年的研究重点之一。 “应该说,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北大还是武大,都曾出现过一些诗人和作家,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却被许多当代文学史忽略了。”樊星说,某种程度上,铁凝的《没有钮扣的红衬衫》、莫言的《欢乐》,都算是校园文学。也有一些作家(如方方、林白、虹影等)写武大的风景与人生,只是现在评论界好像不大注意。而其实,校园文学却是今天的大学生最关注的文学作品之一。所以,樊星也在持续观察武汉高校中的文学社、诗社的作品。“你去读现在大学生的作品,非常有意思,他们常常描述的是一种世俗化的生命体验,却能写得非常有趣、清新。”这正是校园文学的一大看点。“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中的文学发烧友,仍然很有想法,也很有追求。只是时代变了,在杂语喧哗的今天,他们的声音很快被种种喧哗淹没了。好在,他们好像也慢慢看得很淡了,一边追求着、等待着幸运之神的眷顾,一边对文学边缘化的现实习以为常了。”即便如此,樊星仍然认为,评论界应该关注他们,研究他们。 南都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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