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的家属区，在珞珈山的东南侧，不远处便是东湖。樊星的家就在这里。

樊星的书房大概有10平方米，三面墙壁都是带窗的书柜，自然是装满了书，中间还有一个大书桌，也是堆满了书。这么一摆，不小的空间，即便是两个人在内，都显得挤得慌。

“原本还有些分类，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书都分得很清楚，后来书越来越多，也就顾不上了。”樊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他阅读的范围还是集中在文史领域。

樊星说，他并没有收藏的癖好，书对他而言，更多是研究工具。所以他非常重视笔记，几乎每本重要的书，他都会把基本情节、主题认真记下来，最后甚至还会亲自设计封面。“这些笔记现在都成了我的宝贝，写文章时，完全不用再去翻作品了。”

80年代作家有思想家的气质

知青岁月，对今年56岁的樊星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虽然下乡时间不长，但年少时的历练，现在都成了他宝贵的精神财富。

樊星当年在狂飙突进似的阅读的同时，逐渐成长为一名文学批评家，他所关注的重点，是那批同他一样有过知青岁月的作家，如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

“对于这些作家，我始终关注的是他们作品背后的思想。”樊星说，史铁生背后有基督教信念在支撑，身残却心怀博爱；而韩少功则与世界新锐思想保持同步，对社会和时代始终持怀疑与批判精神；至于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在樊星看来，更深层次上其实是一种绝望，“也许你很想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英雄，但这个时代偏偏又注定你不可能成为那种人，那你该怎么办？”

在樊星的文学思想史版图中，史铁生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应该说，80年代的作家整体都有一种思想家的气质，在他们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思想，即便是很多哲学家都不一定能达到。”

“但是史铁生是一个尤其独特的存在。”樊星说，今天人们常常受“现代派”或者“后现代”思潮影响，觉得生命是荒诞的，或者生命应该是狂放的，但是史铁生却告诉我们，你荒诞也好，狂放也好，其实生命只是一个过程，而你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怎样把这个过程充实。“这其实是一种‘过程哲学’。但史铁生又使自己的生命放射出博爱的光芒，呈现出圣洁的暖色。”

校园文学是研究重点之一

读过许多中外作品以后，樊星感到，相对于很多西方经典作家，中国作家似乎存在某种先天不足。他聊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里面最深刻的就是伊万的思想矛盾，他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但他也常常怀疑善的价值。这就是人性的微妙之处。他就像站在深渊旁一样，一方面不想跌进深渊，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往那里面看。所以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经说过，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有节制的意识。”

相比之下，许多作家对于人性的描述，常常显得比较片面。“即便是卡夫卡，无论大家说他多么伟大，但他其实还是比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他的想象确实很奇特，但奇特并不意味着深刻。”

另外，樊星还是希望能从文学作品中，找寻到某种“正能量”，这是他判断一本书是否有价值的重要标准。“我觉得文学首先应该有智慧，其次应该有个性。相比之下，文笔和技术倒是其次的。因为作为作家，文笔和技术常常不成问题，可要写得深刻，写出人生的智慧，就不那么容易了。文学史上，能够以博大的智慧给人以深刻启迪的作家不多。”

最近，樊星读得最多的是校园文学，这是他近几年的研究重点之一。

“应该说，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北大还是武大，都曾出现过一些诗人和作家，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却被许多当代文学史忽略了。”樊星说，某种程度上，铁凝的《没有钮扣的红衬衫》、莫言的《欢乐》，都算是校园文学。也有一些作家(如方方、林白、虹影等)写武大的风景与人生，只是现在评论界好像不大注意。而其实，校园文学却是今天的大学生最关注的文学作品之一。所以，樊星也在持续观察武汉高校中的文学社、诗社的作品。“你去读现在大学生的作品，非常有意思，他们常常描述的是一种世俗化的生命体验，却能写得非常有趣、清新。”这正是校园文学的一大看点。“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中的文学发烧友，仍然很有想法，也很有追求。只是时代变了，在杂语喧哗的今天，他们的声音很快被种种喧哗淹没了。好在，他们好像也慢慢看得很淡了，一边追求着、等待着幸运之神的眷顾，一边对文学边缘化的现实习以为常了。”即便如此，樊星仍然认为，评论界应该关注他们，研究他们。 南都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