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经由中国庞大的贸易体系与增长潜力日渐嵌入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中。资本项目下的管制正在稳步放松，离岸人民币市场基本形成了香港—新加坡—伦敦的欧亚重量级据点。至于离岸人民币的回流渠道，主要看上海自贸区的相关试验能否取得成功。从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看，中国要实现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转变，必须有一个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如纽约和伦敦之于美英。

人民币完全国际化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不仅是中国“金融资本力”内生性发育的结果，还涉及全球金融权力格局的变迁。人民币国际化或许是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但避免重蹈日元覆辙才是未来最值得警惕的风险。

资本项目下的管制，正在稳步放松，离岸人民币市场基本形成了香港—新加坡—伦敦的欧亚重量级据点。至于离岸人民币的回流渠道，主要看上海自贸区的相关试验能否取得成功。从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趋势来看，中国要实现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必须有一个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对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美国和英国来说，可谓极度倚重纽约和伦敦。纽约不仅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亦占据着全球贸易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它是全球金融要素最为集中的地带，亦是全球金融定价中心；纽约在股权交易方面的地位更是傲视全球其他主要城市。同样，伦敦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深厚的金融底蕴使得其即便在实体经济已大不如前的今天，依然力保英国的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大国地位。而中国的上海要将自己打造成“东方华尔街”，进而锻造国际金融中心的“纽伦沪”格局，必须在国家强力支持下，以十二分的紧迫感率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完全国际化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仅是中国“金融资本力”内生性发育的结果，还涉及全球金融权力格局的变迁。换句话说，人民币国际化应是中国经济实力、金融市场发育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需求“有机结合”的产物。人民币最终可能超越欧元，成为比肩美元的世界货币，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内生的过程，而非程序化的操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保住在全球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顶层地位，美国经常交替运用金融与贸易手段来打压主要竞争对手的现实挑战。当日本在实体产业领域的发展威胁到美国地位时，美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金融铡刀，于是1985年的一纸“广场协议”就夺去了日本的汇率主导权。表面强大的日本金融业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直到今天仍未能完全恢复元气。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经过这场打压，日本基本失去了挑战美国全球经济霸主的现实可能性。

眼下，享有太多机制化霸权红利的美元在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中的边际影响力正处于极为敏感的时间当口。尽管美国两党不久前达成了延长债务上限协议暂时避免了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但美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作为金融帝国代表性符号的美元形象因此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各国央行近来也在调整储备货币结构，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地位正受到小面积侵蚀。从国际货币均衡角度看，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由目前的单极霸权向均势结构变革是大势所趋。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已把全球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换成了中国。因此，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既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步骤，也是蕴藏着巨大风险的系统性改革举措。虽然人民币目前远远谈不上是美元的竞争对手，例如，在全球交易货币量中，人民币所占份额只有微不足道的2.2%，而美元的交易量比例高达87%；在极具战略意义的石油交易中，美元更是独家垄断，要将近万亿美元的“石油美元”替换成“石油人民币”，短期内根本不具现实可能性；至于处于货币功能第五层次的储备货币地位，人民币目前在全球储备中所占比重不足3%，而美元所占比例在60%左右；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中的比重一直稳定在40%左右，而人民币受制于资本项目下无法兑换一直未能进入该体系。但是在深谙全球金融竞争趋势的美国看来，人民币迟早要进入美元的敏感地带，切割美元独享的红利，这是美国金融资本决不会轻易接受的。

事实上，中国在贸易领域受到的战略挤压一点也不轻松。目前美国正在加速边缘化WTO，并构筑多边贸易体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力图打造由美国主导的新一代全球贸易与服务业规则，一旦上述三大协议成型，极有可能成为美式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要载体，甚至重新敲定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并以通过边缘化“金砖国家”的路径逼迫新兴经济体二次“入世”。尤其是TPP的相关设计可谓直接针对中国软肋。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或许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但避免重蹈日元覆辙才是未来最为值得警惕的风险。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