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少年“派”》拍摄于杭州的街头巷尾，20个孩子在20个不同的特定环境中，真实的人脸被隐藏，代之以平板电脑中的头像，试图以此形式反映一代人在无孔不入的“移动互联时代”自我的迷失。

科技的发展使网络这个虚拟空间蔓延到生活的每一处，对年少一代的影响尤为明显，他们一头栽进那个似乎所向披靡的“空间”。眼睛在天堂，身体却在破旧的危房。现实和虚拟是如此的悖离，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割裂了现实的温情。当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畅所欲言时，也是现实世界失语的一刻。派即是一种隐喻。“派”里的孩子即是自觉不自觉的成了“套子”里的人。

摄影：汤丽丽 撰文：郑梓煜 南都供稿

没有谁能否定当下已是移动终端的天下，手指与屏幕的交互，创造了一种席卷一切的趋势，屏幕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介质、载体或者工具，它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方式与便捷程度，而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器官”。在某种程度上，屏幕所承载的一切塑造了当下许多人的认知世界，一个虚拟却又如影随形的、以社交和娱乐为基本内容的世界，它无限通达无孔不入，代替了那个我们的肉身寄存其间的现实世界。那些我们原本以为仅仅是一种时髦形式的东西，也已渗透进生活的躯体，成为生活本身。

当情侣在饭店吃饭时不再交谈，而是与平板电脑和手机交流，当全家聚会时集体失语忙着回微信，当夫妻楼上楼下叫吃饭也要发微信的时候，现代科技是怎样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组作品用一个简单明了的视觉替代手法，场景的营造旨在凸显现实的窘困与虚拟世界的幻觉之间的反差，以此呈现科技对人的异化。

移动终端总是以促进情感交流的面目推销自我，现实却是我们越来越相对无言形同陌路。我们尽情点赞、慷慨“献花”、随手“点蜡烛”，慢慢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似乎只有在虚拟的社交空间里才能自然流露。每个呵、哈、呀、嘻等象声词以及龇牙咧嘴的表情背后，可能都是一副麻木的面孔，再多的心灵鸡汤也无法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

移动终端让世界任何角落的信息都瞬息即达，唾手可得，我们在乐此不疲的“围观”中维持着一种与外部世界的“热切”互动，维持一种“我们与世界同在”的仪式感，去隐匿内心的孤独与荒芜。我们通过转发评论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新闻表达关切、区分敌我、展现学识与幽默，却对近在咫尺的现实问题失去了感受力与行动力。移动终端让游戏不再需要特定的时间地点设备，一个简单古老的“打飞机”游戏只因加入了朋友间的分数竞赛便可一夜之间让多少人废寝忘食，当你对它厌倦，早已有更多的游戏在等候着吞噬你的时间，让你亢奋也让你疲惫。轻量化、社交化的“无脑游戏”让很多原本对游戏不感冒的人也沉溺其中。

如果仅仅基于一种工具理性，我们可以用移动终端做所有严肃而有益的事，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像携带着一个移动图书馆那般阅读，可以更高效地工作沟通创造价值。但无奈的是，随时随地做有益的事往往更像一场修炼，需要决心定力毅力，而只有“无益”之事轻而易举地让我们沉沦上瘾。更何况，信息的实时推送与海量投放已经让我们无暇思考，消费主义天然散发着令人亢奋上瘾的神奇气息。

这让我们想起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的前言中所对比的那两个著名的预言：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会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是两个具有绝世洞察力的预言，但更容易成为现实的是后者。揭示这一问题，并非基于一种“反科技反娱乐”的保守立场，更不是鼓吹回到结绳记事飞鸽传书的年代，而是在汹涌而无孔不入的科技大潮面前，竭力保持一种审慎反思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