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

近日，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辞去资深教授，他表示，“我带头自我革命，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所推动。”（3月26日《武汉晚报》）

自然科学领域设有院士头衔，而在人文科学领域，最高头衔就是高校评选的资深教授。和院士一样，资深教授也享受很高的待遇，是不退休的顶级专家，一旦评上待遇终身不变。而且章先生并非第一次请辞，早在2011年前，他就萌生了请辞的打算，但一直未能如愿。而这一次请辞，终于得到了学校的理解。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章开沅先生请辞的了不起。

章先生的高风亮节值得敬重。这一刻，有人联系一些院士欲退而不能的消息，把矛头指向高校。有些高校苦留，确实有着动机在内。但换个角度看，也不能完全怪责高校。万一有些人请辞只是“做做样子”，到时辞不了，反而很被动。而且，无论是两院院士还是资深教授，都是金字招牌，高校轻易同意了，又没有新的两院院士和资深教授“坐镇”，高校拿什么对教职员工对学生乃至对社会交代？

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学术体制。认为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不能只靠教授的“自我革命”，更应该依靠制度的力量。对于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这些年来有关建立院士正常退出机制的呼声一直不断。问题的关键是，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往往有一个过程，在制度建立之前，难道就只能被动等待吗？制度力量固然重要，难道个体努力就无关紧要吗？

钱学森先生曾经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进而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蔡元培、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等一批大师的出现，难道仅仅是“制度的原因”？他们取得的成就，难道没有自身的原因吗？这些大师到了今天，会霸着一个头衔不肯让步吗？

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但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学术领域尤其如此。无论是两院院士还是资深教授，都是学术的参天大树。即使建立起了退出机制，如果自身不想而强制退出，恐怕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严重性和复杂性超乎想象。反之，即使一时制度不到位，但大师们都能自珍自爱，像章开沅先生一样保持高风亮节，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最起码不会那么混乱不堪。

现在的问题正在于，一方面学术制度有问题，另一方面个体努力远远不够。这也正是章开沅先生请辞的意义所在。与其去感慨制度僵化滞后，不如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推动制度的变革。倘若请辞的人多了，制度的变化也就顺理成章，完善的时间也就大大缩短。更重要的是，既然认为身边有染坊，为什么要跳进去同流合污？

在学术领域，制度的力量和个体的力量同样重要，两者都不可或缺。希望学术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像章开沅先生一样保持高风亮节，别让教授请辞成为孤独风景。□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