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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要求取消专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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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要求取消专职秘书
专家称地方配备专职秘书多数违规 一些专职秘书成“贪腐掮客”

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习近平这番谈话给那些所谓“有靠山”“有背景”的人敲响了警钟,更给那些信奉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靠着大树好乘凉”官场哲学的人敲响了警钟。

《新京报》报道,近20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那么,国家对于秘书配备,秘书权责有何规定?秘书的腐败如何产生?又通过哪些形式?

四川曾半年内清理2000秘书

按规定,正部级以下领导配专职秘书属违规。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上个月,“曲阜市级官员不配秘书”的新闻引发关注。3月20日,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

曲阜市是县级市。按照此前中央的规定,该市领导不应该配备专职秘书。

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

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

早在2003年,四川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

其后,安徽、内蒙古赤峰也出台了相同规定,赤峰市红山区取消了区内11个县处级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

被选为领导人秘书前并不知情

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则明确,“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曾任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吕聪敏曾给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当过10年秘书。其被选为李鹏秘书的过程,就体现了上述组织配备原则。

在回忆文章中,吕聪敏写道,当时他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被选为李鹏秘书前,他并不知情。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通知他:“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刘华秋还特意告诉他,“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意见。”

许耀桐介绍,中央层面秘书配备很正规,但地方层面有时是名义上由组织配备、审查,实际上由领导自己挑选,领导看上谁,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

如陈希同的秘书陈健,起初只是一个机要通讯员,学历不高,但乒乓球打得好,经常陪陈希同打球,加上办事机灵,被陈希同选为秘书。

“河北第一秘”可左右官员升迁

前述国家某部委领导秘书对记者说,高层领导秘书的能量远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代替领导做决定。比如有人来京拜访领导,我们都是先汇报,见还是不见,都是领导自己决定。如果该见的没见到,不该见的反被我们引见了,那么就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时间长了就是拿自己的仕途冒险”。

中纪委原书记吴官正退休后曾发表《闲来笔潭》一书。书中有吴官正爱人写的一篇文章,透露了吴官正狠批秘书的一件小事。

吴官正在江西工作时,到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包里。不料被站在远处的吴官正看见了,“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

对于秘书的操守,1986年的“规定”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协助领导同志处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秘书工作人员不得违背组织原则插手人事问题。要维护领导机关之间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不得传播、泄露领导同志讨论工作过程中的各种意见和尚未正式作出决定的问题”。

但与国家高层领导对秘书的严格要求相比,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不仅表现得有所依仗、有恃无恐,甚至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

最典型的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半月谈》曾撰文指出,李真可“分享”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的升迁。有位老干部揭露,李真在位时,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

不少落马秘书都是“贪腐掮客”。如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据中安在线报道,其秘书王传东多次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先后七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46.8万元、美元0.2万元、购物卡2.4万元。

还有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央视《新闻调查》曾披露,当年,成克杰和李平的不正当关系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周宁邦安排二人在自己的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还为李平出谋划策,“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

还有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领导科学》的文章指出,他曾以私人名义从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

官员与秘书常前后脚落马

近年来,官员与其秘书前后脚落马的例子也时常见诸报端。比如陈希同秘书陈健、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陈良宇秘书秦裕、谷俊山秘书乔希君、刘铁男秘书王勇等。

持续多年接连发生的高官秘书贪腐案件,引发了对“秘书腐败”的关注。不少学者撰文指出秘书成为“升迁捷径”等乱象,不少领导将提拔秘书作为对其服务多年的奖励,而提拔过程则采用“空降”,规避组织审核、监督程序。

“上海第一秘”秦裕就是“空降”,2006年7月6日“空降”到上海市宝山区,任区委副书记,7月25日正式就任该区区长。但正式上任后就被调查、免职,被称为“一个月区长”。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也是“空降”。2010年10月,冀文林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岗位,“空降”海口,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正厅级),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时年仅46岁,而10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正处级秘书。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郭永祥曾担任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秘书。2000年1月,他也是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空降”四川,任省委副秘书长(正厅级),2002年12月就升至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其后当任四川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要职。

对此,许耀桐表示,与其他岗位相比,秘书岗位接触面广,很能锻炼干部。因此不少秘书出身的官员,转型后都在所在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认为,不能独立地看待、分析秘书腐败现象。“一些领导秘书腐败,一方面在于领导,比如领导个人违纪违法,放任秘书的行为;一方面在于秘书个人,蒙蔽领导,拉大旗作虎皮。事实上,还有很多领导对秘书严加要求,还有大量秘书出身的优秀领导干部存在。”

许耀桐强调,早些年秘书腐败不在少数,但十八大后反腐力度超过以往,但秘书群体并非腐败多发、高发群体,“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也会淡化,得到治理”。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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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223 2014-04-29 00:00:00 二 多地要求取消专职秘书KeywordPh专家称地方配备专职秘书多数违规 一些专职秘书成“贪腐掮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