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也有春天

□朱胜利

那是发生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后的故事。

那是我小说处女作被一件事情“逼出来”的故事。

那会儿，我刚分配到故乡一所偏僻的初中教学，课余时间喜欢舞文弄墨，好在一位漂亮的女教师面前显示一下“俺相当有才”。《中国初中生报》《河南教育》常有我的新闻“豆腐块”。最长的一篇，2000字，人物通讯，发表在《鲲鹏报》上，并获得当时“征文”特等奖，成为全市唯一的特等奖获奖者，奖品是一部“汤姆”牌全自动相机，俗称傻瓜相机，顾名思义是相机操作特别简单傻子也会照，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相当于现在的“联想”笔记本电脑。这极大地激发了我文学写作的积极性，对小说创作跃跃欲试。

我至今仍明晰地记得，在新密市曲梁南部的一所联中已工作两年。对教学的热情，很快被因一些同事从政或进城的辉煌而带来的或是羡慕或是嫉妒的情绪所湮没。还没成为学校青年骨干，我就心动于窗外的春花秋月、和风细雨。偌大的校园，我没有住房；骚动的年龄，我没有爱情；靓丽的同事，我没有缘分；美丽的村姑，我没有兴趣。望着学生的脸，我觉得毫无生气。渐渐地，我疲惫于办公室、教室、食堂的“三点一线”之间。我一度执著地认为，男人当教师是最没出息的，人常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于是，我悄悄地打听消息、探求关系、窥觑路径，决计“跳槽”。1997年的冬天，那么寒冷，却因我的忙碌而变得温暖和温馨，甚至温情起来。

新的一年1998年要到了。调动工作的运作也即将开始新的纪元。一天，我正掩抑内心的窃喜，坐于陋室，妙想入驻新单位的大展宏图、豪气干云。突然，一阵敲门声击碎了我的幻想。原来是课代表武云鹏代表全班同学送给我新年贺卡。厚厚一叠，摆放在办公桌上，或方或圆、有红有绿，上面无不写着对老师——我的感恩之情。纸张轻薄，而情谊渊深；笔迹稚嫩，而蕴涵厚重。顿时，我热泪盈眶、悔意顿生。我迅即工作不想再调动了，心情不再浮躁了。当天晚上，为明斗志，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小说《野百合也有春天》，投往地区日报。不曾想，第二年的4月，我的小说处女作竟然发表啦。拿着姗姗来迟的报纸，我激动万分。逢着朋友，总是千方百计地拐弯抹角到我的文章上来，希望他们分享我的成功与幸福：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王，单枪匹马，把心情表达在报纸上，何等快哉！那一期报纸，今日早已变黄，可仍保存完好，搬家六次，始终未敢遗弃。

凡是看过本人小说处女作《野百合也有春天》的人，没有不翘大拇指的。我这个人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最怕别人夸奖，越夸奖越来劲，越夸奖越“人来疯”，从那以后，相继又推出了《脚蹬裤与概率》《楼梯口的灯》等小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把我人生中经历的酸甜苦辣献给大家，因为我爱上了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