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民国的首都南京即将迎来一位新市长。市政府内，大小官员西装革履，举办隆重的仪式，迎接新市长。然而，欢迎仪式上，没有等到市长驾临。一个人悄悄走进市府，他身着布衣，脚穿布鞋，手提旧手提箱，避开仪式。这就是石瑛，刚一上任亮相，“布衣市长”的名号不胫而走，成为南京街谈巷议的新闻。

石瑛当市长，好戏开了场。石瑛驳林森扩建中山陵园提案，让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意识到石瑛刚正不阿如巨石，实在不好惹。

石瑛就任南京市长才10个月，参加国府主席林森主持的中央会议。林主席以纪念孙中山逝世10周年为由，提议扩建中山陵园，添建亭榭，并要新建国府礼堂，要南京市政府辟地修建。

国民政府主席的提议，与会者无人表示反对，持反对意见者，也只好憋在肚子里，即使憋得肚子疼，也不发一言。正当要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时，石瑛站了起来慷慨陈词：“纪念总理，固然是党国大事，可是要扩大陵园界址，要新建国府礼堂，势必要驱逐原来住在那儿的百姓，叫他们到哪儿去落脚谋生？总理是提倡民生主义的，总理倘若九泉有知，也绝不会同意此举！”

石瑛反对，仍无法阻止林森的提案通过。石瑛一怒之下，提出辞职。蒋介石获悉，致电慰留，并将林森的提案搁置。

自古以来，官场流行中庸之道，喜怒哀乐，深藏不露，但石瑛个性崚嶒，而且动不动就发怒，如同咆哮的狮子。石瑛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1934年初，石瑛气冲冲地走到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办公室，面含愠色质问孔：“你为什么借口经费困难，而取消了铁道部协助南京市的12万元？”

由于石瑛不讲情面，向豪商巨贾征收应缴纳的税款，孔祥熙“损失”了几千大洋，因而取消了铁道部对南京市的协助款。面对石瑛的质问，孔祥熙说：“南京市的税收不是很可观吗？”石瑛大声斥责说：“你别忘了南京市的全年税收尽管很好，但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百分之一！”语毕，怒不可遏的石瑛，抓起办公桌上的墨盒，向身着英国毛料西服的孔祥熙砸去。此时，一位走到办公室门口的公务员，从敞开的门中正好看到这一幕，他看到孔祥熙的西服上溅满了墨水，顿时目瞪口呆。

“泼墨门”之后，石瑛又提出辞呈，返回湖北。蒋介石和汪精卫再三挽留，社会各界也敦请慰留，石瑛才同意留任。

这次石瑛归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石瑛最终离开也与汪精卫有关。1935年，由于日本在华北频频制造事端，石瑛不满国民政府软弱的外交路线。在一次会议上，汪精卫大谈中日和平友好。石瑛听不下去，大声质问：“热河长城口被日军占领，驻天津的日军正加紧演习巷战，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所谓和平方法、正常步调解决得了的吗？”

1935年3月5日，南京报纸披露，日本将派《朝日新闻》访问团飞来南京。3月19日，汪精卫亲自布置迎接，同时打电话命令石瑛：“明天下午2点，请你率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体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

在电话这一端，石瑛冷冷回答说：“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他向秘书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这一次石瑛去意已决，而汪精卫也很痛快地批准了他的辞职。

堂堂正正地来，两袖清风归去。石瑛离开南京时，万余民众为其送行，人群中高举的“爱国爱民”的匾额，是对一位市长最好的评判。政绩工程，不如人心工程。各种纪念碑，也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民国乱世，官员多为贪虐之流，也有不少石瑛这样的清流。

投身抗战，积劳成疾，因病赴重庆治疗，石瑛于1943年12月4日在重庆病逝。

1943年12月23日，重庆党政要员在夫子池新建的服务所大礼堂举行了石瑛的公祭仪式。蒋介石没有去参加同一天举行的陈调元上将的追悼会，身穿藏青色丝棉长袍，臂戴黑纱，参加石瑛的追悼会。灵堂正中是蒋介石送给逝者的大花圈，挽幛上写有八个大字：“勋留党国，高风亮节。”

一代直声，清正廉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进，为政府高官，为国效劳；退，为大学教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昌高师校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为国育才。

《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的奢浮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若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能做官而又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