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张艺谋新片《归来》上映，4天后票房过亿，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获得如潮好评，他的演技再次被广泛讨论。

在娱记们列出的娱乐圈三大最难采访名流中，陈道明赫然在列，另两位是姜文和王志文。采访陈道明之难，最难在于约访，他不像很多艺人那样，只要一有影视作品推出就频繁接受采访。曾有片方向媒体透露，陈道明有时会在合约上写明：不参加宣传活动。

陈道明聊到这个话题，他笑笑：“其实并没那么难。人们总喜欢塑造我，包括媒体也是如此。”话虽如此，但在《归来》之前，他接受的采访的确寥寥可数。至于原因，他心平气和地说：“其实是因为我的作品不多，需要接受采访的机会也就不多。加上我没有什么话题，自己也不想制造什么话题。”在他看来，这是个需要话题的年代，他并不想迎合。

小隐于室，大隐于戏

几乎每篇关于陈道明的报道，都会提到他隐士般的生活方式：很少接受采访，不愿往人群里走，拍戏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看书写字弹琴。

这种描述，虽不中，亦不远。不中的地方在于，他的爱好远不止琴棋书画，无论高大上的高尔夫还是接地气的麻将牌，他都是好手。

陈道明甘于充当演艺圈“边缘人士”。虽身价长期稳居一线演员之列，但产量并不高，出道40余年只演了不到50部影视作品，其中还包括《建国大业》这样只客串一两场的戏；他鲜少参加商业活动，更不热衷圈内社交活动。他始终和这个圈子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且并不讳言这是自己“刻意为之”。

他常以戏子自称，多次说过自己最初当演员只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对这个职业并没有多深的情意结，他的职业梦想是医生、律师或外交官。40多年来，一部又一部地演过来，他早已成为国内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但每每谈到演艺成就，他总说自己“很被动，一直被推着往前走”。言谈之中，仿若有憾。

或许正因为始终处于这样的“出离”状态，他并不像很多人那样对“演员”这个身份过分执着。采访时，无论说到角色还是演技，他都很少用到“理想”或“艺术”这样的词，他更喜欢谈论演员的“职业特性”。

他拍戏有不少“怪癖”，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他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陈道明说：“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衣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拍摄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曾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不坐工作椅，一站就是一天。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再者，他不串戏。虽然常常隔一两年才接一部戏，但一旦接下，就在剧组踏踏实实待几个月。如今很多演员的档期都排得满满的，有时同剧组演员请假去参加其他活动，只有他还留在片场，于是他就成了那个“填空”的人。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献花。”他还“教”记者，如果以后听到演员说自己拍戏有多辛苦，不妨问问他：“你怎么不说你收了多高的片酬？”

有所为，有所不为

张艺谋说，最初决定拍《归来》，关于陆焉识这个角色，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道明。陈道明答应了。因为早在张艺谋找他前，他已看过原著，“陆焉识这个人早就在我的脑袋里”。

陈道明对记者说，陆焉识很像自己的父亲，他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陆焉识的经历，是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陈道明在年轻时“看了满眼的”。他说，演这个人物，从小处说，是纪念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爽快接下。

类似的经历还有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把剧本给他，作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陈道明给冯导出了不少主意。冯小刚顺势问他是否愿意出演当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但有点担心他片酬太高。陈道明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电影，片酬你看着给。”

他是国内片酬定价最高的男演员，而且，更关键的是，并不是所有高片酬的戏他都接。他接戏的标准很飘忽，如果把他演过的戏和角色都列出来，就更觉难以捉摸——这份不长的片单中，虽然不乏《末代皇帝》《围城》《康熙王朝》《黑洞》《楚汉传奇》等精品，但也有口碑平平的作品，甚至有些他只是演配角。记者问他的接戏标准，他答：“什么时候休息够了，遇到想拍的戏，就接了。”

虽然接戏标准飘忽，但他不接戏的标准却相当明确。首要的一条是：当他不想拍戏时，再大的戏也不上。陈道明几乎每拍完一部戏都要歇上一两年，碰到不想拍戏时，再大的导演、再大的制作，他也不接。

另外一条重要标准就是：不符合他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角色，坚决不接，他因此坚决拒演了所谓的“抗日神剧”。即使是好剧本中的好角色，如果价值观和他有出入，他也不会接。“角色不符合我的价值观，哪怕给再多钱，告诉我能得多大奖，我都不会去演。”

这两条标准，前者关乎他所追求的“自由”，后者关乎他看重的“责任感”，都是不可动摇的原则。采访时，谈兴正浓的陈道明忍不住“提点”记者，不要把自己当成娱记，而要放在“文化记者”的角度去思考。他说：“好记者一定要研究社会结构、国家结构、家庭结构和人的结构，所以很多伟大的记者最后都从政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心中有大结构，不是只采访了一个人、写好一条稿就完事了。”

好演员是否也是同理？他沉吟片刻：“我确实会想演员之外的东西。像这些问题，可能不是演员考虑的。确实，有时我的手伸得有点长。我不会为此左摇右摆，我的情绪不会为此而坐过山车。”

我无奈于世，世又奈我何

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写道：“陈道明是只有在戏里才会放下清高、才会低头的那种人。”他举例，葛优如果遇到违章被警察拦下，必先摸着脑袋嘿嘿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诚实表情，令警察心生怜悯。陈道明若是被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清高，在冯小刚笔下，是一种赞美。知易行难，说往往比做容易得多，但，陈道明说了，也做了。

在《归来》的北京首映礼后，媒体津津乐道于陈道明的“有个性”和“敢说话”。听到记者转述李安、斯皮尔伯格看哭的段子，他一语戳破：“更多的是同行间的客气”；连张艺谋夸他是“表演教科书”时，他也不给面子，直言“表演没有定式，哪有教科书可言”。

他甚至对自己都不客气。大家说他是中国演员里读书最多的人，是“知识分子演员”——实际上，陈道明一直保有阅读的习惯。陈道明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能努力做到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他的入世哲学。

陈道明对女儿的教育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了这套哲学。和记者聊到年轻人看《归来》的观感时，他提到了女儿陈格。他说，自己接戏有时会把剧本给女儿看，听听她的意见。在他看来，女儿的性格特别好，“不像我。我性格不是很好，她妈妈性格很好，她这个优点完全继承了妈妈”。他直言自己对女儿是“快乐教育”，从不把成绩作为标准，“哪有这么多女王，哪有这么多居里夫人！我对她是快乐教育，第一身体好，第二快乐，第三尽量有所成。至于命运能否承载那么多伟大，就交给命运吧！”

但他其实也无法做到真正的超脱。看到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他也往往忍不住发声——在政协会议上，他明知实际作用有限，依然每年提交各种关于文化艺术问题的提案。他的圈中好友徐昂形容他：“身体里住着一个孩子。”对于这个评价，陈道明笑了，他说，他从小就很讨厌“成熟”、“城府”这样的词，“我思维方式特别简单，简单到有时让人觉得我怎么这么复杂。我希望这个童真气能一生伴随我。”

南都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