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论

一年内召开160个学术会议，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审计署6月公布的对中华医学会的审计报告，曾引起社会关注。然而，3个多月过去，却一直没有中华医学会的任何整改信息。巨额赞助费到底去哪儿了？药企赞助对学术会及参会者有何影响？医学会有无在药企与医院医生间充当“掮客”？这些疑问，一直萦绕在公众心头。（10月13日《半岛晨报》）

在商业社会，收取赞助费是一些公共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常见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赞助费只是起着软广告的作用——我赞助，我宣传；你知道，你选择。而作为一个公益性的组织，中华医学会的经费有限，其本身又确实承担着促进科研和医学事业发展的责任，这就离不开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活动、行业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一些经费的使用，这会让资金有限的中华医学会捉襟见肘。所以，收取赞助费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如果没有大量的赞助费，像中华医学会这样的组织，只能关起门来做做管理工作，根本无法大规模、高质量地主动提升学术科研水平。

可话又说回来，赞助费再好也必须用好。用好的表现，不仅仅是一次会议可以拉来多少赞助费，这当然是衡量赞助费使用情况的一个视角，还有更重要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赞助费用在了何处，赞助费是促进还是有损公共利益？如果，赞助费使用的去向不明，甚至用在了某些利益交换方面，那么赞助费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妨碍、损坏公共利益，这样的赞助费收取越多潜规则就会越泛滥，公共利益就会越受损。因此，在审计出中华医学会有如此多的赞助经费之后，赞助费如何使用便成为一个必须作出的回答。回答得好不好，关键在信息公开得够不够。

首先，赞助费有没有倾向性使用？所谓倾向性使用，就是在经费的使用时没有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将经费合理地分配在学术科研的整体促进上，而是选择性地使用在一些重点医生身上，一些非学术的带有公关性质的活动中。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当一些医生的非学术性活动也可以由赞助商来买单时，过于密切的关系就难免给人以“瓜田李下”之嫌。其次是，赞助费的投入是否意味着资源的交换？比如，因为提供赞助费，就可以获得参会医生的个人资料，甚至是个人的隐私，就可以获得与医生更亲近的机会，就可以获得违背事实的荣誉和奖励。这无疑会让赞助费成为一种公关费。

当然，规范赞助费的使用只是避免公信力寻租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中华医学会并不是赢利机构，在赞助费的收取上既要坚持基本的招标原则，也应该对参标者进行综合的专业的评价，而不仅仅是执行价高者得标的原则。否则，天价的赞助费就会像天价的广告费一样疯长，这种完全市场的行为，既会让医学会的性质产生变异，也会让一些药企把赞助当成是获得利润的捷径。只有在坚持公益的基础上，做到经费收取、使用的公开和透明，赞助费才不会天价，才不会成为被质疑的众矢之的。

□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