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汝波

1987年10月，李伯安应邀来河大美术系办个展，他的这次展出很是成功，吸引了不少的美术同行和在校学生多次观看。展出的作品大多反映太行山民的生活以及表现自勉、自嘲的主观作品，如《太行人》《心底无私天地宽》等。他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第一次见到反映他全貌的作品，然而，都和他清雅的外貌连不到一起。展览余时，我们聊了起来，他说：“这次展览是一段时间的总结，近两年来我主要致力于中国画的墨色的探索，中国画历来以用笔为主、用墨为辅。因此发展中国画的用墨，有着宽阔的前景。过去画家墨守的原则，重视骨法用笔，用墨多是随类赋彩、墨分五色，很少见感人的作品。我想能先把用墨推到极致，然后回过头来再用线，将线的变化、笔的变化推到极致，这样墨的变化推动线的变化，线的变化再充实墨的变化。寻找它们的发展。”的确如此，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猎手》《墨韵通达天地宽》《月光》《高庄集市》《太行老妇》《太行秋意》等无一不看得出，他抛弃以往琐碎的线条，而着力于墨的变化，并以他长期做编辑时创作大量插图的功力，巧妙地将其黑白对比，构图规律运用到大幅写意创作中去。画面完整统一、墨韵流畅，强烈的黑白灰设计，使每幅画面都能充满量感。

光阴似箭，转眼在1991年的金秋，我和李伯安参加由河南省画院组织的“秋季十人提名展”。我们又见面了。开幕式后，伯安邀请我到他的画室看画，这是一间租某单位的两间大房子，房子中间是个三合板钉的画墙，大概有2米高，6米多长。我看到一幅铺满画板的巨作贴在画墙上，正在制作中，一张桌子置在向阳的窗下，桌上摆满了书籍和各类资料，这些书籍中有关雕塑的较多，有布尔德尔的画集、马约尔的画集，还有一些油画册子、版画册子。靠近门边是一个摆放笔墨的台子，详细看看，在他所用的笔中很少有小笔，几乎都是中号以上，兼毫居多、秃笔居多，一些常用的笔与笔杆的接头还打上了铁箍，好像每一杆笔都有一定的年头。我拿起了一支大号的似棕毛的锋又不太长的秃笔问伯安先生：这支笔做什么用。他说：“常用他皴擦一些肌理效果。”

这个时期李伯安先生已开始他的水墨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这幅画大概是他这幅大画的第一部分。面对这样宏伟的巨作，我惊呆了，深刻的人物造型，充满张力的墨色团块，交叉复叠；特别是在线的运用和设计上，大大突破了以往的常规界面，可以说画的聚集处加到了无法再添的地步。仔细看来粗线和细线的交错、正锋和逆锋的互衬，勾中夹着皴，就像白居易的诗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可谓于密之处丝风不通，于疏之处万马可奔，通幅作品线居主导，墨为辅助。可以看出，此时的他正在完成将线的表现推向极致的宏图。仅仅是笔墨的语言，还难达到如此的分量。能给人以强烈感染力的必定还有其更深的奥秘。他说道：“国画要向雕塑学习，要向油画学习，这些天我认真读了罗丹的雕塑《加莱义民》和布尔德尔的雕塑，他们以雕塑的语言表达了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在激情，我正在探索如何将雕塑感融入我的绘画中，表现青藏高原的人们不能是轻柔婀娜的面孔，广阔的雪域高原注定了他们性情的纯朴、豪爽、热情奔放、爱憎鲜明以及天域之国的神秘性。因此，看布尔德尔的雕塑最和这种感受相共鸣。”

1996年夏初的一个上午，李伯安先生到河南大学看望正待毕业的儿子李飒时，给我打来电话，中午我约他和儿子到我家吃饭。伯安的儿子李飒也和他父亲一样，语言很少，总有一种弱者的感觉，平时的习作中也没有看出来很出眼的地方，但这次的毕业创作却给导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创作画主观意识很强，能将时空和距离脱开，在一种伤感的气氛中，显现超脱的境界，敢于将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且看出是一种纯自然的流露。在我的赞扬下，伯安先生深远地说：“毕业只是他的艺术道路的开始，对艺术的理解，以及造型的基本功还远远不够，我不准备让他急于去工作，而是让他继续到外面见见世面，到更高一些的美术学院去进修深造，只有基础扎实了，眼界宽阔了，将来才能有所建树。又只有这一个儿子，作为父辈，舍得拿出资金给他创造最好的机会。”随后话锋一转又谈到画品与人品上来，他说：朋友交往应本着以诚相待的原则，真心待人，这才能称其为朋友，无论是论画和做人“真、善、美”是评价人品的最高标准，这之中真最为重要，没有真，善和美是不存在的。细想起来，伯安先生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那几年我和毛伟都曾托他联系到“浙美”或“中美”上研修班的事，他始终记住这个事情，隔三差五来电话给我说明联系的情况。和他商讨一些绘画的观点，他一封回信竟长达六七页，可惜这封非常重要的回信到我前两年的迁居后一直未能找到。无论是他的学生还是同行，只要让他评论作品，决不回避画上的缺点，在他的诚恳和高见下，我们不能不心服口服，他还向我说起一些虚伪的朋友，很为没及早认识而伤心。

1998年5月2日上午8时30分，我接到通知正要到院办开会，忽然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正是李伯安先生的声音。我们又很长时间没通话了，正要走的我决心误点时间也要和先生聊一会儿。他是听说我被聘为美术系副主任发表一下他的看法，他说道：专业和行政是两条道的车，都是很重要的事业，要想搞出成绩都需要付出努力，都要有献身的精神。但是对于我，他认为放弃创作就太可惜了，若要在行政工作之余搞点小创作，是不会有大发展的，能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我一生的目标很重要。这段话对我的影响甚大。没想到这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谈心，第二天便听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在他的遗作展览会上看到他那激动人心的《走出巴颜喀拉》长卷，感叹他艺术造诣的同时，也为这么宏大的工程所震撼。伯安先生在他的人生路上也有一些“官运”的机会，但都让他推掉了。他把他的全身心都用在了中国人物画的研究和创作上，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李伯安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20世纪画坛上。

袁汝波：河南大学美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