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脱钩”为中国足球提速

1997年，被称为“史上最强”的一届国家队在窝窝囊囊输掉十强赛而无缘世界杯之后，时任国家队主教练戚务生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声表示：“我只负我该负的责任，我是国家干部”。

被认为有着明显开脱色彩的话语，起到的是火上浇油的作用。进而引来更强烈的批判和指责，“国家干部”也成了人们揶揄戚务生的一个笑柄。后来这话和徐根宝的“谢天谢地谢人”并列排入了“中国足坛十大语录”。

其实如果沉下心来仔细了解戚务生的处境和中国足球当时的运作状态的话，这话也不难理解。彼时虽然中国足球已经启动了职业化改革，但是行政色彩依然浓厚。身为由上级任命的“国家干部主教练”，戚务生也必须时时考虑、采纳、听从行政领导的意见，而不能完全按照个人对足球规律的理解去实施执教。虽然国家队兵败，闹得民怨沸腾，但他首先要面对的也是上级领导，而非广大球迷。戚务生的遭遇，其实也是足坛“管办不分”所带来的矛盾的一个缩影。

长久以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饱受诟病，在职业化进程中，俱乐部的利益和中国足协的管理方式不断冲突。究其根源，在于体制内的管理者与职业化的俱乐部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前者以国家队、国奥队在世界杯、奥运会上的好成绩为终极目标，并不惜借鉴先进项目的“先进经验”，而后者则希望能够更彻底地职业化、市场化，保障联赛的连贯性和俱乐部正常发展。2004年，以当时风头正劲的大连实德为代表的7家俱乐部愤而“揭竿而起”，但是，当遭遇强硬的行政化管理手段的时候，他们却也是无计可施，被当时的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轻易弹压。

旧有的足球体制之下，僵化的思维和“只对上级领导负责”的态度在足球职业化大潮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却能被历任管理者奉为圭臬。这也是为什么在主教练下课早已成为家常便饭的足坛，中国足协在常年饱受争议、指责、调侃甚至“谩骂”的情况下，却鲜见有管理者主动请辞。而当积累了巨额资本的职业足球遭遇绝对的行政权力的时候，腐败也随之滋生——看看那一长串身陷囹圄的名单。

随着中国足协和总局完全“脱钩”，中国足协完全“去行政化”，虽然并不能说中国足球所存在的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中国足球在短期内就能马上“腾飞”，却使得这些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至少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吸纳优秀人才、按照足球规律办事，运作机制更加阳光、透明等这些变得可期，从而让足球进入到一个更良性的发展轨道。

脱钩，毫无疑问将会使中国足球加速发展，虽然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就像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一样，尽管历尽波折，但大势却不可逆。昨天，在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的这次会议上，堪比1992年拟定职业化之路的红山口会议，将会是中国足球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郑州晚报体育评论员 郭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