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谈

最近，一名年轻人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公安局要开无犯罪记录证明，理由是准岳母要求“无犯罪记录”才同意女儿出嫁。但从去年8月22日起，公安部取消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其中第14项就是不给个人开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1月20日《海峡都市报》）

世界这么大，无奇不有。在奇葩证明的历史上，这个当女婿要求“无犯罪记录”可谓是最奇特的。而细细考究，这个看似奇葩的要求并非源自公共部门，而是一位准岳母的个人需求。这从侧面也提醒我们，证明被滥用有一定的需求基础。我们往往希望通过一个这样或那样的证明，寄托我们内心深处的信任。

但事实上，此类事儿不是公民个人的事儿。当地公安拒绝来给这名年轻人开“无犯罪记录”并非缺乏同情心，而是坚守制度要求。从婚姻角度而言，一个人过去有没有“犯罪记录”是不应该影响其结婚的。换言之，这是一个通过沟通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并非要靠一纸证明。

当然，当女婿要求“无犯罪记录”这种事儿比较少，但对于一些其他事项，比如相关公共机构要求入职者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思维解决。海口的何先生，就曾在入职当地美兰机场时，遭遇索要“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尴尬。互联网时代，公共部门通过合法途径应该可以做到公共领域的个人信息查询，通过打通信息壁垒，为公民提供便利。

当女婿要求“无犯罪记录”是一面镜子，而非玩笑。它是对取消奇葩证明落实情况的一次检验。一方面，考验相关公安部门的态度，看一看相关民警有无硬起来，从源头拒绝开奇葩证明；一方面也检验公民自身，面对要求奇葩证明的无理要求，能否做到大胆拒绝。毕竟，说一千，道一万。取消奇葩证明已成社会大势所趋，无论个人或部门都不该给此类证明留下需求空间。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