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师范学院豫东南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治中

在较早的先秦典籍《诗经》里，表现有大禹文化的诗歌计有六首，包括《小雅·信南山》《大雅·文王有声》《大雅·韩奕》《鲁颂·閟宫》《商颂·长发》《商颂·殷武》等，其中直接或间接反映嵩山地区的诗歌，仅有《小雅·信南山》《大雅·文王有声》两首。从伏羲氏到舜帝所谓的“三皇五帝”，在《诗经》里均未出现，大禹是《诗经》中出现最早的历史人物。《小雅·信南山》表明，大禹曾经治理了嵩山地区，《大雅·文王有声》褒赞大禹使“丰水东注”，成就了物饶丰产的丰镐地区，后来，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成为周室兴起的基础。这两首诗赞扬了大禹的功绩，反映出周人尊夏的文化现象。

华夏文明早期的 “水患灾害”研究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王建军

“水患灾害”及其相关问题，自古至今都是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众所周知，一旦洪水到来，其破坏力之大，有时会超过人们的想象，尤其雨季之内，洪水乱流，常常冲毁堤岸，使之崩溃，以致造成民众、财产等各方面的重大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古史传说、考古发现以及出土甲骨文等也都反映了华夏民族虽历经水患的威胁，但先民由衷的祈祷与长期的治水实践，也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学者们对传世典籍以及甲骨文中一些辞例的解读至今仍尚存异议。比如，由于对殷历的岁首月建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气象卜辞所记的各月气象情况就存在不同的分析，这些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关联到对商代水涝灾害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大禹治水 与中国的农耕文化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副研究员

徐春燕

中国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但源起还要追溯到大禹治水。大禹开拓的夏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重视农田水利，而“以农立国”实起自禹，可以说夏文化是水文化，同时也是农耕文化。大禹的许多思想和实践对于后来农耕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大禹对农耕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精神也赢得了后人的推崇和尊敬，其精神与中国的农耕文化相契合，对后来中国的农耕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禹“圣王”形象的 特异性及其意义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灿

大禹在组成道统系列的中国古代圣王群体中，具有很鲜明的、与众不同的特质。这种特质使得大禹的历史形象与其他圣王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惯常形象迥然不同。禹总是表现出一种劳心焦思、非常辛苦、从事体力劳动、不像尧舜那样雍容治国的形象。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禹的致力于具体劳动的圣王形象，变得日逐淡薄。同时，大禹的苦心劳力、致力于具体事务甚至风尘仆仆的形象，与后世帝王的心理期待，存在很大的落差。在当代，大禹的不辞劳苦、致力于实事、事功以求造福于百姓的形象，有其特殊的价值。

经史分野： 大禹治水“过家不入门” 叙事分歧及其背后原因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阎盛国

我国古代史学家与经学家对于大禹治水“过家不入门”的叙事存在明显分歧。《夏书》对之记载最早，真实的话语背景是大禹治水“过家不入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采信于《夏书》，对之略加雕琢。《孟子》一书则首先构建了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话语背景。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五经正义》试图弥合史学与经学两大流派的分歧，经其整合的话语背景是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不入门”。正是由于长期的经学独尊地位，从而使经学家之说逐渐凌驾于史学家之上，最终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史学家与经学家关于大禹治水“过家不入门”叙事分歧的背后原因，是经学贵在以理喻人，史学贵在追求真实。经学家在美化圣人、树立圣王的同时，却明显地背离了真实的终极目标。

汉代大禹形象的再塑造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薛瑞泽

汉代是中国社会

发展的重要阶段，价值观念的重构体现在社会多个层面。汉人对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评价颇高。大禹治水改善了河流的壅塞状况，解决了民众的食物问题，并成为汉代治理河流效法的榜样。大禹在汉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已经被上升到圣人的地位。大禹铸造九鼎的传说，汉代也有发挥宣扬，并与政权的盛衰联系在了一起。大禹作为圣人，重视教化是其取得天下的关键所在。大禹治水，改善了中国境内河流的壅塞状况，并由此引发了原始农业的快速发展。在社会进程方面，大禹及其子夏启终结了禅让制的王位更替模式，实现了由传贤到传子的重大变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大禹崇高形象的再现，与汉代社会对其典型事迹的重塑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