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沟壑纵横的太行山上，一群盲人背着行囊，相互搭着肩膀，蹒跚地走过了一村又一庄。他们生活在最底层，被黑暗永远包围着，却对生命充满了热爱。卖艺，既为糊口，也是自身价值所在。有了他们，村庄就热闹起来了，也为传承民间艺术铺设了一道最沉重的底色。

47岁的刘红权先天失明，酷爱民歌，声音苍凉而温暖，被誉为当代“阿炳”，斩获国际音乐大奖，登上北大百年讲堂，以他为原型和演员的电影《没眼人》已拍摄、制作中。他和他的晋豫盲艺人兄弟，用悲壮的歌声和不屈的灵魂缔造出了生命的精彩。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文/图 发自山西左权

沿村行走卖艺吃千家饭讨生活

深秋的太行山景色怡人，漫山的红叶，令人陶醉。47岁的刘红权背着行囊，和队友王明和、王树伟等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李彦红的年龄最小，40岁，只有他有微弱的视力，就走在最前面，其他几人的手搭在前面队友的肩膀上，形成一个直线形的队列。在经过一处杂草丛生、布满沟壑的斜坡时，李彦红低头走得很慢，而其他人仰头向天，脚尖轻轻触地试探后，身体的重量才敢落下来。

“来了呀！我去给你们搬几个凳子来，先歇会儿吧。”11月3日上午，在距离山西省左权县城西南36公里的石匣乡孔家庄村，66岁的村民王建明看到几个盲艺人进村后，赶紧放下手头的农具，笑呵呵地打招呼，并急忙回家搬来了几个凳子，村民们也围了过来。

他们是老相识了。王建明曾做过多年的村主任。他说，在这偏僻山村里，“盲宣队”艺人们每年一到两次地吹拉弹唱，“从小到大，听着过来的”。

左权被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据《左权县文化志》记载，太行山的流浪盲艺人们已走过一个多世纪。早期单独沿村卖艺，唱一段吉利祝福辞赋，讨碗赏饭。1938年，太行抗日民主政府把他们组织成盲人宣传队，分头深入敌占区，因此，就成了一支特殊的情报队伍。

“一年听一两次，听了百十回了吧。”60岁的村民王爱江说，她是这个村上的人，又嫁给了同村人，小时候就听盲宣队艺人们唱，年年不落，热闹的场景跟过年似的，很多村民都会哼上两曲，“人家出来就是讨口饭吃，不但不会轰他们走，而且心里其实也盼着他们来，只不过近些年，电视节目多了，热情度有点不如从前了。”

对此，王建明也赞同，他和刘红权很熟悉，来了都是他打招呼，“几十年前是给一碗饭，把盲艺人们分派到每个住户家里，晚上管他们住，后来就给点钱，从一二十块到七八十块，再到二三百块，他们背着行李，长年累月沿村卖艺，吃千家饭，进千家门，很不容易。”

从左权盲人宣传队成立78年来，一代又一代盲艺人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刘红权的哥哥刘红庆向郑报融媒记者介绍，老的盲艺人走不动了，又有新的盲人加入进来。他们在树林、沟地、山岭间行走，全县200多个村子，每年必须全部走到，挨个村庄表演，住一夜，第二天清早又再出发，带走村里给的一点微薄的报酬。

认了30个儿子的光棍“干爹”

个头不高、声音沙哑的刘红权，1995年参加左权盲人宣传队。那年他26岁。

母亲也是一个盲人，父亲是一位矿工，家庭条件艰难，为了给他谋一条生路，父母咬紧牙关送他到太原盲童学校读书。10多年求学毕业后，他在太原从事按摩工作。而山里的父亲，给他盖了两间临街的房子，希望他回山里独立开店有个营生。

刘红权没按父亲计划开按摩店，他加入了盲宣队。盲宣队是个温暖的集体。大家边走边唱，虽然路上也辛苦，但比一个人窝在家里要快乐，发自内心的热爱，让刘红权很快就成了盲宣队主力。

刘红权告诉郑报融媒记者，在不停地行走、演唱、行走过程中，他也收获了许多。因为是一群盲人漫天行走，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悬崖，所以无意中形成很强的集体意识，“谁也不能掉队”。

“乡亲们非常善良、朴实，给了我们家的温暖。”刘红权说，他和盲艺人兄弟都面临着一个不能触碰的苦楚或者煎熬，那就是都是光棍一条，他们也常戏谑自己，“光棍多，没有闺女愿意嫁过来。混不上，谁想跟一个瞎子跑嘛！”

整年游走于乡村，背上的行李背着一年四季的全部家当。不过，聊以慰藉的是，他们每个人名下的“儿子”倒不少。

刘红权的膝下就有30个“儿子”，最大的30岁了，最小的还在上幼儿园，都称他为“干爹”，或“亲家”。原来，乡里孩子体弱多病担心活不了的，都讲究找个干爹，最好是残疾人，离本村越远越好，最好姓刘（取“留”字意）、姓陈（取“成”字意）。因此，只要干爹来到，一般都会被隆重地请到家里，享受到“上盘”（炒菜）待遇，晚上可以睡在干亲家的热炕头上，而其他盲艺人每个人至少当着七八个孩子的干爹。

那场国际演出，他得了3万美金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没人爱。二月里来刮春风，光棍没人好伤心，衣服上破的都是窟窿窿，还得光棍去求人给缝，光棍有心不去求人缝，春风吹得腰腿疼……”这首《光棍苦》，刘红权唱了20多年，唱遍左权县200多个村庄。

2003年8月，著名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到太行山采风与刘红权及他的盲艺人兄弟们相遇时，刘红权唱的仍有这首曲子。

田青记得，那是在左权县一处破旧的戏台下。黄昏，盲艺人们按次排列开来，刘红权像他无数次演出的那样，为田青演唱了《光棍苦》和《冯奎卖妻》。

从刘红权唱出的第一声开始，田青便被震撼了。“他的声音苍凉而又高昂，也许正因为他看不到观众，不能与观众交流，所以养成了他向天而歌的习惯。”田青说，“他只是唱，向着昊昊苍天，唱自己，唱自己的心中事，唱自己的生活。听他的歌唱，你觉得他仿佛不是用嗓子在唱，而是用心在唱，用灵魂在唱，用他的整个生命在唱！”

在刘红权演唱结束之后，田青擦着泪眼说：“我带你们到北京演出。”

刘红权说，他们没想到，田青教授说到做到，将名不见经传的他们带到了聚光灯下。

2003年10月10日下午，刘红权和他的左权盲人宣传队的哥儿们被田青带到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厅的舞台上，田青主持了这场名为《阿炳还活着》的演唱会。

当时，王昆、崔健、成方圆、宋飞等名家和上千名学子聆听了刘红权的演唱。随后，关注盲艺人的人多了。刘红权去过武汉听过编钟声音，上过湖南电视台春晚。

2014年9月25日，在音乐界久负盛名的“太极传统音乐奖”颁奖盛典上，刘红权成为进入这一轮的唯一中国音乐人。第43届世界传统音乐学会联合主席拉齐亚·舒坦诺娃为刘红权颁发“提名项目”证书和奖杯。他与国际音乐大师同台竞技，获得3万美金的奖励。

女主播隐匿10年给他们拍电影

“由于完全看不到东西，无论到哪里，盲人需要帮助的地方很多。”11月7日下午，刘红庆告诉郑报融媒记者，比如，菜在桌子上，不放进弟弟刘红权碗里，就吃不着。一次，左权文化局局长田建林陪同采访弟弟，中午吃饭，他把饭端到弟弟刘红权手里，刘红权感慨地说:“这辈子算是报答不了你了，下辈子怎么也睁开眼，报答报答你啊！”田建林听罢眼眶当场就红了。

刘红庆说，弟弟刘红权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弟弟刘红权给他们的，是一份对生活的信心，对未来的憧憬。”

2014年初，刘红权带领的左权盲人宣传队获得“2013感动山西特别大奖”，这是社会对他们的最好的褒奖。

今年端午节，在哥哥刘红庆的帮助组织下，来自晋豫两省的70多名盲艺人在山西沁县演出《太行瞽书汇》。其中，来自河南鲁山县的盲艺人杨明明、冯国营、郑玉蓉等也表演了河南坠子。

2007年，刘红权主演了浙江卫视导演、主持人亚妮的音乐故事片《桃花红杏花白》，故事讲述一个盲人母亲和两个儿子的故事，他演唱了一首传播很远的《一把黄土把娘埋》：“桃花也不再红来，杏花也不再白，一把黄土把娘埋呀，一生算交代。松木做成了棺来，柏木做成了挡，大红的袄儿穿身上呀，绿鞋走尘黄。大雪盖坟地来，长明灯照着你，西去的路上唱开花呀，恓惶随她去。蛤蟆车烧成了灰来，驮着你把天归，一生一世这圪蛋亲呀，谁也舍不下谁。桃花它还会红来，杏花它还会白，红花白花漫山开呀，开满了咱的怀。”

几个月来，亚妮“神隐”10年拍摄刘红权及10名“没眼人”兄弟的感人故事在微博和朋友圈里持续刷屏。崔永元在北大百年讲堂为《没眼人》新书首发做了主持人。为亚妮和11名“没眼人”摇旗呐喊的还有贾樟柯、徐文荣、陆川、宫晓东、俞胜利、于丹等众多名人。

刘红权和他的盲艺人兄弟既是原型，又是演员。直到今年，这部电影基本拍摄完毕，正在后期制作中。

58岁的亚妮表示，10年间，每当她筹到钱了，或盲宣队里有什么事情发生，她就去一趟左权，摄制组也从一开始的100多人，再是20多人，到最后，就剩下她和一个摄像师。“我拍刘红权及左权盲艺人的故事，不是为了让人们去可怜他们，而是想让人们感受这群人在他们的世界里的状态。”亚妮说。

刘红庆表示，亚妮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了洒在太行山的生命原生态的阳光，“在民间文化传承保护的新环境中，他们不愿意消失，而希望有新的作为。他们的肩上有沉甸甸的责任，挺直身躯，放声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