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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壑纵横的丘陵,漫山遍野的枯草,随风飘浮的粉尘,低矮狭小的板房,远近闻名的“爱心村”就坐落在河北武安市午汲镇上泉村西边的荒凉矿山上。2月18日,这里迎来了8岁弃儿袁子行。他患有糖尿病,父母离异,无依无靠,进村后很快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从1996年收养第一个孩子起,46岁的李利娟已收养103个孩子,大多是弃婴和孤残儿。 李利娟是个能人,做生意有头脑,20多年前就是百万富翁。可一场车祸后住院回来,前夫染上毒瘾,败光家产,亲生儿子差点被卖掉。这一重大变故让她跌入痛苦的深渊,并引发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后来,她又靠开办铁矿东山再起,住别墅,开豪车,很潇洒。 可是,25岁的她却选择了另一条路——“民间福利院”,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由于缺乏资金来源,支出大,如今,她欠下了220多万外债,自己身患淋巴癌却不敢去医院化疗,仍在努力挣钱养活这些孩子。 她的“民间福利院”还能走多远?保护孤残孩子们的出路在何方?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文/图 发自河北武安 从实习医生到铁矿主 2月21日,武安迎来了立春后的一场大雪,从市区打车半个多小时后,郑报融媒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泉村西边一处荒凉的矿山上,“爱心村”就在这里。 “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也没想到会在这偏僻的荒山上一待就是20多年。”在一处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内,几名孩子欢快地嬉戏,李利娟一边照料他们,一边忙着查看孩子的作业。她生于1971年,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兄弟姐妹6个,我最小,长辈很疼爱我。” 李利娟出生在武安一个中医世家。她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医生。从小受家庭影响,她也选择了从医,考取了邯郸卫校。15岁那年毕业后,她就到父辈所在门诊部当起实习医生,抓药、打针。 在这期间,她认识了一个到门诊部看病的男孩。这个男孩曾因犯事劳改过,出来后受到歧视。她很同情他,一来二去接触多了就建立了感情,并且不顾家人强烈反对嫁给了他。 “结婚后有了孩子,家里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她离开了门诊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来了,很多人都去了南方,我也跟着去了。”她说,到了广州后大开眼界,接触了方便面、石英表和时尚服装等,“老家没有的东西,买回来,差价还是很惊人的。”她就尝试着这样做了。 1988年夏,在尝到了甜头后,她想多进货但苦于无资金,就求助于时任城关镇派出所所长丁喜良。“他常来家访,我给他说遇到难处了,可别光说话不办事。”她说,当她张嘴要借两万块钱时,把丁喜良吓了一大跳。“那时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谁会有那么多钱?” 李利娟没想到,丁喜良还是办到了。“他向亲友们筹借了一万,又从农信社贷了一万,交给了我。”她就拿着这笔巨款在广州、邯郸等地来回跑。“我记得,方便面都发了一集装箱。”她说,两三个月后,她就把钱还给了丁喜良,“这是我的第一桶金,真是感谢丁所长。” 此后,她的生意越做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短短的三年里,刚满20岁的她就赚到了400多万,还在武安市开了第一家进口汽车配件门市,“进了大量货,手头还有百十万存款。” 谁也没想到,就在春风得意之时,1990年,一场车祸让她饱受打击。“在医院住了小半年,也不能生育了,并且留下了后遗症。”她说。 然而,另一场更大的打击也迎面而来。“当我拄着拐杖出院时,才知道丈夫染上了毒瘾,短短的几个月里,把百十万积蓄吸得精光,还对我拳打脚踢,逼着给他筹钱。”一年后在亲人劝说下离了婚,她净身出户。 李利娟说,她是一个不服输的人,1994年开始了二次创业,凭借人脉做起衣服生意,并用筹借的几万块钱接手了一处濒临倒闭的铁矿,通过用心经营,在两年时间里赚取了百十万元的利润。 很多人都知道,李利娟是“武安第一位女矿主”。她在县城买了栋别墅,又买了部高档轿车,小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如果不是开办“爱心村”,她的人生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103个孩子的妈妈 李利娟说,1991年夏,夫妻俩离婚时,3岁大的儿子跟了前夫。没多久,一桩大事发生了。 前夫为了筹钱买毒品,竟然把唯一的亲生儿子给卖了。她听说后发疯似的四处找寻,并在长途汽车站汽车上找到了不停哭闹的儿子。 “说实话,当时因为结婚让爸爸很生气,我们几乎不来往了,我求助爸爸后,他让姐姐拿来了8000块钱,从人贩子手中把儿子赎了回来。”李利娟说,正是这次刻骨铭心的变故给她触动很大,每当看到孩子无家可归,她就会想,“如果我的孩子被拐了,也会是这样吗?” 那时她就想,如果有了钱办一个爱心组织,让那些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孩子得到照顾。“心里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信息了。”她说。 1996年5月9日,李利娟在去自己的铁矿上班的路上,看到矿场路边一群人聚在一起看热闹,她走近后发现有个四五岁小女孩,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李利娟了解到,这个女孩家在四川,爸妈因矿难死了。“我把她带回家里,送她上学。”李利娟说,她给女孩取名叫李永超,寓意“永远超越”,就这样,李永超成了她收养的第一个孩子。 收养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了。一些人听到李利娟收养了孤儿,心肠好,有财力,就不断把遗弃的孩子往她家里送。“这些孩子也是一条命啊,他们不管我管,得给他们一个家。” 李利娟说,当初自己的家是在武安市区的,在收养了八九个孩子之后,就感觉地方不够用了。由于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生活开支越来越大,她不得不从繁华的市区搬进了自己开办铁矿的矿区。 21年来,她收养了103名孤残孩子,以弃婴为主,大多是早产儿、脑瘫、唇腭裂、先心病、眼角膜软化症、聋哑等身患疾病或残疾的,也有孤儿。2016年,她就收养了29个孩子,20个都是早产儿,最重的才2斤1两。“有父母的孩子不收,父母应该担起责任。” 欠下220万的“负翁” “既然来到这里了,就都是我的亲生孩子,我都是他们的妈妈。”为了这句朴实无华的承诺,李利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由于孩子们越来越多,就面临着上学、就医等难题。2006年,她在当地领导的支持下,在武安市民政局注册了“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并在入口处悬挂了一个标识牌,两面悬挂的是“大爱撑起一片蓝天,真情温暖孤弱心灵”。 李利娟用自己投资铁矿赚的家产照料这些收养的孩子。起初,经济压力并不大,因为铁矿一直在生产着。可是到了2008年突然起了变化,因城市规划,她的矿区被规划成道路,被下令停产。家中30多个孩子断了经济来源,巨大的日常开支特别是医疗费让她颇为头疼。 2015年5月16日傍晚,李利娟在“爱心村”的门口捡回了第75个孩子,他是个刚出生2天的新生儿,父母在箱子里留下“是儿子,盼闺女”字条。 她介绍,这个婴儿手、脸浮肿,根据经验,孩子患有疾病,于是连夜将孩子送往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我压根没想到养或不养的问题,到了我这儿,就必须尽全力。” 63岁的护工袁翠平说,2014年9月,她在“爱心村”门口发现了一个方便面纸箱,走近一看里面有个刚出生不久的男婴。“我看孩子浑身发紫,不会哭闹,就放进内衣里暖,可是暖了两三个小时也不见动静。” 袁翠平说:“这个孩子是个早产儿,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四个月,花了十几万,总算健康出院了,现在都能到处跑了。”其实,类似这个婴儿的事情,在“爱心村”占了不少。 66岁的护工苗便芹说,她家住附近村庄,上班好几年了。“有一对双胞胎是早产儿,姐姐一斤六两,妹妹一斤四两,在送进医院之后救活的,目前快一岁了,都会站立了。”另一对龙凤胎也是早产儿,“姐姐春天出院了,叫李国春,弟弟夏天出院,叫李国夏。” 李利娟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他们中80%是因残疾或疾病而被遗弃的,剩余20%的孩子是遭遇矿难或是家庭变故的孤儿,治疗费是最大一笔开支。目前,在“爱心村”生活的有90个孩子,最大的24岁,最小的仅几个月,加上帮忙的30多位护工、司机、厨师,一顿饭最多时有近百人就餐,能吃掉75斤大米,一天吃完3袋白面。 这些孩子中,上学的有40多个,其中小学12个,初中8个,高中8个,大学7个。而其他的孩子不少是身患残疾或患有心脏病、脑瘫等疾病。“一日三餐、水电费,再加上孩子们的医药费、学费等,平均每月需6万元花销。”她说,无奈之下,十年前已变卖了市区的别墅、轿车等所有值钱的东西给孩子治病,但是到2011年,开始入不敷出,“还好有好心人一直捐助。”因不断有孩子被收养,李利娟欠亲戚朋友包括医院的钱已有220多万。 李利娟说,现在她种了20多亩玉米地,5亩菜地,养着羊、牛,还养点猪、几百只鸡,每年会有20多万元的收入,她在武安还有个摊位,夏天卖凉拖鞋和冷饮,冬天卖棉拖鞋和热饮。武安市民政局给89个孩子都上了低保,每个孩子每月能领400多元,每个月还能收到民政局提供的大米和面粉等,同时每年还会收到一些捐赠。 “去年10月,‘爱心村’的两层综合楼就是香港的杨仕梅女士捐赠200万港币建的,还有一个企业家捐了10万,一个书法家现场拍卖作品卖了3万元捐给我们。”她说,2016年,共接受了37万元爱心款。今年,她已接受了4万多元捐款,这些勉强支撑着往前走。 “手术费用缺口太大了,至少还得100多万,但我感到欣慰的是,20年来,没有一个孩子在我手中夭折。” 患了淋巴癌的病人 “103个孩子,就一个妈妈。”李利娟说,她感到很幸福,但是这么多年来,她心里都有一个无法愈合的伤痛。她说,那是在她收养了第75个孩子后,却被亲生儿子拒见了很久,“我一生中感到最愧疚的就是对不住儿子。”她说,在当时,俩手术日期重叠,她无可奈何。 那是2004年,在北京部队当兵的儿子文文受伤,颈椎等多处骨折,需要手术,儿子好想让她陪一陪。结果她却选择去了上海,因为当时患重度脑积水的“儿子”豆豆面临第二次手术。她的儿子因此受的打击很大,后来得了抑郁症,现在一直和姥姥一起生活。 “妈妈不在身边,儿子受了刺激,不愿与人交流,最严重的是拒绝和我见面。”她说。在这之后不久,小文被送往陕西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尽管不愿与妈妈交谈,但小文在向心理医生袒露心扉时说道:“我妈妈也很辛苦,我很心疼她。” 虽然李利娟为103个孩子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苦楚,但是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她。2011年,她在北京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很难通过手术解决病痛,于是就化疗。然而,化疗了七天就花去了五万多元,让她心疼得直掉泪。“如果钱花了病也没治好,最后人也死掉了,那还不如把钱留给孩子们用呢。” 目前,她采取的是保守治疗方法,中西药都在吃。早期淋巴癌得到一些控制,但磨砂玻璃肺和过敏性哮喘不很好。“现在我吃中药,每天都要吸氧几个小时,要不身体就会顶不住。”对此,她显得很乐观,“医生说我就活7个月,我却活到了现在,去年底去北京复查,医生都惊奇地问我,‘你不化疗,还活得好着呢?’我觉得可能是心态好吧。”她说。 希望孩子们把爱心传递下去 让李利娟欣慰的是,21年的努力,她也收获了很多。五个“姑娘”先后出嫁了,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每月会给她寄1000元钱。还有个“儿子”考上了公务员,从2015年3月上班的第一个月起,每月寄过来2000元。“孩子们长大了,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孩子们都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给社会带来温暖。” 她也先后荣获国家公益楷模、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民建中央十大道德模范等称号。 至于这个“民间福利院”究竟能走多远?李利娟说,她心里也没数,不过只要她在,这个爱心事业都要干下去。而面对一些人质疑她利用孩子谋取名利,她一笑了之,“我只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别人说什么,就由他们去说吧,老百姓的心里有一杆秤。” “国家无法做到完全接管整个社会的孤儿抚养,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民间组织来为国家分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表示。而另一名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救助网络,把所有的孤儿群体编号,政府的工作可以和民间爱心人士对接起来,鼓励更多有爱心的人士兴办民间福利机构,抚养更多的孤残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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