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去年，中国捐献器官者仅略超4000人，而等待接受器官移植者多达30万。很多病人在医院因没有合适的器官移植就只能遗憾死去，他们所渴望的恰恰是那一份生命的延续。

6月9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施行一个月。郑州市召开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座谈会，捐献志愿者代表、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代表等参加。

郑报融媒记者 邢进 谷长乐

通讯员 王海燕

为亲人办理了遗体捐献，他还希望捐赠自己的遗体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从5月8日起开始实施，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中新增加了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工作等职能。

今年69岁的吴树林在座谈会上讲述自己成为遗体捐献者的经历：父亲于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捐献遗体，2009年父亲因病离开了，当天他的遗体就到了郑大医学院遗体捐献中心。大姐2016年去世后，遗体也在郑大医学院遗体捐献中心。“他们的遗体捐献手续都是我办理的，特别是和解剖教研室的老师接触后，更加了解了人体解剖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意义。”吴树林说，后来我想学中医的孩子比郑大医学院的学生更应该学习人体解剖，更缺少人体标本，他主动与省中医药大学联系，希望能捐赠自己的遗体。

据了解，郑州市红十字会从2015年开展相关工作以来截止到今年5月底共完成人体器官捐献222例，遗体捐献32例。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被拒绝是工作的常态

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2015年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当年，我国器官移植手术达到了历史最高值10058例，2016年进一步上升到15000余例。

耿昆在郑大一附院工作，从事的并非普通医疗救助工作，而是为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捐献器官短缺问题而设立的新兴职业——器官捐献协调员。

耿昆学的是护理专业，作为郑大一附院肝移植科的一名临床护士，耿昆比别人更频繁地见证着生离死别，他觉得从一个人身体上“救下”一部分能让另一个人重生，“是积德行善的事，是很神圣的”，于是，在3年前，他参加培训，成为河南省为数不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后，耿昆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宣传动员中，然而，往往奔波交流一番最后还是被拒绝，“3年里，我负责的区域有意向的只有十来个，最后成功捐献的只有3例”，3年的时间里，被拒绝，是耿昆工作的常态。

“真正捐献成功了，我们反而心里很难受。”耿昆说，每完成一例器官获取，协调员们都要难过好几天，“这项工作要求我们专职协调员必须掌握心理学，能清理掉捐献者家属带给自己的悲伤情绪，因为后面还有更多人需要我们帮助。”

24小时待命 尊重逝者 完全自愿原则

耿昆协助捐献出的第一颗肝脏，来自一位11岁的男孩。

2014年，男孩遭遇交通事故，造成严重的脑外伤。因伤情严重，事发第二天失去生命体征，全脑死亡。耿昆记得，男孩是独生子，去世那天，他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本该向夫妻俩提出器官捐献的耿昆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但是当天稍晚些时候，男孩父母他们主动找到耿昆，同意捐献。“让孩子还能多留在世上。”在耿昆的帮助下，夫妇俩在同意书上签了字。

12个小时前，一个生命逝去，12个小时后，一个生命重生，也许那位捐献者已经被火化了，而在这里躺着的人则会带着捐献者的器官延续生命。

每一例捐献者的亲属都要经历人性的抉择，虽然按规定是由直系亲属决定，但是其他亲友甚至邻居、同乡的意见往往也会左右结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24小时待命，随时到捐赠者的亲属身边开展工作。

为公平公正，我国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获取的供体信息需全部上传该系统，系统严格遵循器官分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