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至今，河南大禹文化产业集团连续承办了三届中国大禹文化研讨会，理论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报在上期大禹文化特刊里刊登有关专家、学者的精彩论点，展现了嵩山文化之博大精深，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本期继续刊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杜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孔华的《禹都阳城辨疑》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杰祥的《“禹都阳城”与大禹精神传承探讨》。

禹都阳城问题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事实可否确认，二是其地望可否落实。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具体化。本文着重讨论前一方面的问题，意在对有关史料加以考证，说明禹都阳城的可信性。

从传世文献看，最早把禹与阳城联系起来的是孟子。《孟子·万章上》云：“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在这里，孟子虽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但阳城是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并未明确交代。至于这句话的含意，《尚书·尧典》（今本《舜典》）可资参证。篇中记述尧让舜“陟帝位”，但是“舜让于德，弗嗣。”是说舜不肯继承尧的职位，表示要让给有德的人。这在《孟子·万章上》表述为“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说明舜所谦让帝位的有德之人即是帝尧之子丹朱。依此看来，“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也就是禹要把舜授给他的职位让给舜之子商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禹不惜躲到阳城隐居起来。

在尧舜时代的部落联合体中，尧、舜、禹、四岳、共工、皋陶、契、弃等实际都是来自不同部落国的首领，同时还担任联合体的高级职务，其中尧、舜、禹则先后兼任联合体的最高首领，具有天下共主的身份。由于共主地位在不同部落国发生转移，则易于被人看成是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传贤禅让。但在那些成为宗主的部落国内部，相关资料显示其首领却实行世袭的传子制。如帝尧在确定联合体最高首领接班人的问题上，放齐提出的人选是“嗣子丹朱”。所谓的“嗣子”显然是指丹朱的身份本是尧部落首领的继承人。而舜子商均的经历与丹朱亦极相似。故《史记·五帝本纪》称二人在“禹践天子位”之后，“皆有疆土，以奉先祀”。至于禹部落首领的接班人，无疑也是禹的儿子启。启利用武力先后战胜试图夺取共主地位的益部落和有扈氏，把部落国传子继承制稳固地移植到部落联合体中，从而形成具有家天下色彩的统一贵族国家。

过去，人们根据有关禅让的传说，总以为尧舜时期部落联合体中共主地位的变化，是让贤旗帜下的和平转移，或是史前社会民主选举的结果，而对于文献上有别于禅让的篡夺说基本不予置信。

如果说尧、舜、禹部落联合体共主地位的更替不是禅让而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那么，联合体的中心都邑始终在一个地方的可能性就不大。秦汉以后历代统一王朝，一般都不把前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作为自己的都城，这不仅有利于摆脱旧势力的包围，而且有利于昭示一种革故鼎新的气象。尧、舜、禹时代的部落联合体政治中心的转移其实也是这样。当一个部落国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时，原来本部落国的都邑也就成了联合体的政治中心。这也就是“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诸侯之所以前往朝觐与讼狱的原因所在。此时的阳城非但不是禹的临时避居地，也不单是禹部落自身的都邑，而是夏后氏作为宗主国主宰贵族国家联盟事务的新的政治中心。

综上所论，可以认为“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与禅让无关，阳城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避居地，而是禹取得部落联合体的最高权力之后，把政治中心由原来的平阳转移到禹部落所在的都邑，从而开创了以家天下为特征的统一贵族国家的历史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