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至今，河南大禹文化产业集团连续承办了三届中国大禹文化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报上期大禹文化特刊里刊登有关专家、学者的精彩论点后，展现了嵩山文化之博大精深，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本期继续刊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华夏考古》编辑部主任方燕明的《禹都阳城与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玉霞的《“禹都阳城”考略》。

禹都阳城与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华夏考古》编辑部主任方燕明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的洪水说、鲧作城、大禹治水、禹都阳城等，一直是中国历史中备受关注的系列问题。本文将结合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讨论学术界关注和感兴趣的中国古史中的问题。

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史传说中有关洪水斗争的，较早见于与颛顼“争为帝”的共工氏的事迹：《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尧舜时关于洪水的记载，先是治水不成功，后才有治水成功的记载，据《史记·夏本纪》：“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大禹治水始于他的父亲鲧。共工之城、鲧之城何在？由考古学研究是可以追寻到一些与其相关的遗迹的。

20世纪70年代末，在登封王城岗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一座，为东西并列的2座城堡，被称为东城、西城。东城可能为方形，南城墙西段残长30米，西城墙南段残长65米，东城墙和北城墙已毁。王城岗城堡又紧临颍河支流五渡河畔，其最初的起因很有可能即为鲧筑堤防以防水患。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和史料看，鲧作城即为位于嵩山东南麓登封告成的王城岗城堡也许是合理的解释。

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堡后，被发掘者和一些学者视为禹都阳城，其所属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也被推定为早夏文化遗存。随着王城岗龙文化晚期大城的发现，成为河南境内龙山文化城址中规模最大者，这无疑是对禹都阳城之说的有力支持，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早夏文化之说必然以此为新的根据。在嵩山周围流传着许多关于夏族祖先鲧和禹等人的神话和传说。同时，在登封告成发现的东周阳城，以及战国“阳城仓器”铭文陶器的出土，表明东周阳城就在告成镇。这也为“禹都阳城”即为登封告成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提供了有力支持。

大禹治水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与大禹治水的关系，传说《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从洪水到治水，从治水不成功到成功的时期大致吻合。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

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这时期一是群雄逐鹿，一是从洪水到治水。夏未亡而商已成大国，商未亡而周已成大国，是夏商周并立的局面，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用的是同盟军，是小国联合对付大国，是方国与方国间的战争。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

大禹治水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有学者指出：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大规模的洪水泛滥及治水活动，对于中原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社会有可能是重要契机之一。中国国家权利的形成，极有可能与控制集体劳动的水利事业有关。而这正是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庞大的集体劳动事业。治理洪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庞大工程，尧、舜、禹时期敢于承担这一浩大的工程，应是当时具有较强实力的证明。而大禹治水的庞大工程，也是夏禹时期已经开始形成国家规模的政权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禹都阳城”考略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玉霞

禹都之所在，根据文献记载共有阳城、平阳、安邑、晋阳四说。平阳、安邑、晋阳三说皆出自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其时代较晚，可靠性不大。颍川阳城说，诸如《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汉刘熙曰、《孟子·万章上》赵岐注、《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以及《水经注》等，不仅时代较早，而且证据较多，也得到严耕望等史学家的论证支持，因而是可靠的。

文献中的“禹都阳城”

传世文献中关于“禹都阳城”的记载众多。比较早且可靠的文献如《国语·周语》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条下也引韦昭注曰：“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孟子·万章上》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赵歧注：“阳城在嵩山下。”《史记·夏本纪》集解：“禹居阳城，今颍川阳城是也。”《世本》亦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君也。”《水经注·颍水下》:“经曰颍川出阳城县少室山，注曰颍川东合五渡水，经阳城县故城南，昔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在此，亦周公以士圭测日景处，县南对箕山。”上述提到的夏居阳城、夏都阳城和禹都阳城、禹居阳城，实际上都是“都”“禹都阳城”的意思。

“禹都阳城”在河南登封的文献证据

《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均在河洛之间。”是指三代之都均在河洛之间。嵩山周围是我国古代夏部族活动的主要地域，文献中也曾把夏部族的首领鲧和禹称之为“崇伯鲧”和“崇禹”。上文的文献记载均可说明阳城在嵩山脚下。具体在嵩山脚下的什么地方呢？战国阳城或许可为“禹都阳城”所在提供线索。

战国阳城是春秋时郑国和战国时韩国的西面军事重镇之一，文献多有记载，如《史记·郑世家》:“郑君乙立……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史记·韩世家》有：“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六国年表》也有韩文侯二年(公元前385年)“伐郑，取阳城”。阳城之名经历汉、魏、晋、南北朝、隋无异，直到唐万岁登封元年(696年)，才因为“将有事嵩山，改为告成县。”

王城岗城址即为“禹都阳城”

王城岗城址有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首次是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为探索夏文化进行的发掘，发现有东西并列的城址即王城岗小城，以及奠基坑等重要遗存，出版有发掘报告。第二次是本世纪初，围绕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课题所做的工作，发现了大城城墙和城壕、祭祀坑等遗存，报告也已经发表。

王城岗遗址在本世纪初发现大城之后，在论证小城与大城关系的基础上，“王城岗是禹都阳城”的观点有了进一步发展，即“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王城岗大城有可能即是‘禹都阳城’”。

“禹都阳城”的说法有比较可靠的文献依据，“禹都阳城”在河南登封也得到了较多文献的印证，王城岗城址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人们对于其性质的热切讨论，多数学者认为王城岗城址就是“禹都阳城”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