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足协副主席谢亚龙锒铛入狱，再到国家花样游泳领队俞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被提起公诉，中国体坛过去30年虽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但各类腐败乱象及有关体育“能人”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

在中国体育界，很多金牌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俞丽式的人物。一方面，他们战绩骄人，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和话语权，掌握着运动员的生杀大权，甚至操纵比赛。

乱象之一 “让你上，拿金牌； 不让你上，你无名”

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清华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分析说，中国竞技体育在一些王牌项目上，出现了“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的诱惑；在水平一般的项目上，因为垄断、不透明的选拔机制，也存在“不花钱就难入选”的“潜规则”。

国家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曾被纪委部门带走，他牵扯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的一桩丑闻。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湖北选手周俊三次抓举全部失败，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差战绩。

当时，国内比周俊成绩好的选手很多，周俊何以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事实上，因女举的强大，只要入选国家队，就意味着基本能获得金牌，国内的选拔竞争极其激烈。在这种地方利益争夺纠葛下，湖北体育局坚持“保送”周俊参赛，国家举重队高层为照顾湖北这个“奥运名额”，结果出现了意外状况。周俊“交白卷”被视为不透明的选拔机制结出的“恶果”。即便是中国足球这样一个“丢人”项目，也是腐败到了“极致”，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名单都充满了是非争议。

13岁进入国青队、1996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唐娜，因在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最终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协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唐娜“炮轰”中国国家队选拔制度不公，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在体育总局内部，选拔过程不透明，选出的结果也不公示，非常混乱。”田思源对比说，国外的竞技体育完全是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实力说话，比如举行职业联赛或由第三方组织的公开选拔比赛。

乱象之二 操纵比赛、金牌“内定”

操纵各类比赛，被圈内人士认为是体坛腐败的第二大“恶疾”。

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的“金牌任务”，国家花游队前“掌门”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20万元的贿赂，结果导致花游项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

当时，四川队的蒋文文/蒋婷婷组合得分意外低于东道主选手，赛后，蒋氏姐妹召开新闻发布会哭诉“金牌内定”，宣称“赛前就有人放话，辽宁组合一定会得到金牌”。这场风波中，很多证据指向俞丽，认为其有“操控比赛”的重大嫌疑。

无独有偶，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赛前，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分”。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一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分，这位给高分的裁判因得罪领导不久后便辞职。

要论操纵比赛的腐败程度，无疑是中超联赛最为严重——“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打黑球”。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名足协前副主席，就是因操纵比赛收受贿赂而落马；著名“金哨”陆俊交代，自2011年全运会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

乱象之三 赛事审批、经营混乱

“目前中国体育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体制障碍，那就是赛事审批。大到运动会、锦标赛，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接受采访时指出，每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都会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实质上是变相的“权力寻租”。

“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要篮协审批，这是很荒唐的。在国际上，奥运会、NBA等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体育赛事完全靠市场化运作，根本没有官方审批一说。”乔新生对比说，多年来，总局及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赛事审批权已经成为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除了赛事审批，业内人士还指出，一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比如中国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助商洽谈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猫腻”也一直不绝于耳，体育赛事的经营成了部分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

根本原因 体制“四不像”权力过于集中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种种乱象和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在现有体制下，总局下面的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还兼有社团，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四不像’体制。”乔新生比喻，这种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带来了潜在的可观效益。

类似于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已经20年了，市场运作一直实行商业化，而管理却又是行政体制，这使得联赛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勾结、假球黑哨等丑闻，有评论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先天性缺陷”。

“管办不分”的另一个体制弊端，是导致体育官员兼职现象严重。“这为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乔新生分析，只有通过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解决方案

扭转“金牌至上”的政绩观仅仅不公布奖牌榜还不够

除了体制上的原因，要杜绝体坛腐败，田思源认为，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国家体育总局曾就中央巡视组提出的问题，公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对此，舆论褒贬不一，有评论认为不公布金牌榜无法根治“金牌至上”的顽疾，属于“换汤不换药”。

“民众反感的不是金牌榜，而是为获得金牌产生的种种腐败行为，关键是要扭转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系和发展模式，只有建立科学、全面的体育发展评价体系，‘金牌至上’的观念才能消除。”田思源说。

将体育改革发展 纳入法制轨道

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在田思源看来，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坛腐败防范与治理体系是一项迫切任务。

“《体育法》作为行业根本法，大多数都是原则性规定，类似于操纵比赛问题、仲裁纠纷问题、运动员和裁判选拔问题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现有体育法律体系尚不能有效遏制体育腐败的蔓延，依法治体的局面还远未形成。”田思源建议，立法机关应及时修改《体育法》，制定《职业体育条例》《体育竞赛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法律规范，以明确职业体育违纪、违法的法律责任，完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

据《方圆杂志》

（由最高检主管、《检察日报》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