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市史志办主任 李磊

锥刀之末

【释义】

末：梢，尖端。比喻微小的利益，也比喻极小的事情。

【出处】

出自《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事件】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论语·泰伯篇》中的一句话。由于古代汉语没有标点符号，人们根据现代汉语习惯进行断句，产生不同的句式句意和解读。春秋时期，子产为了治理郑国，一改当时法令密而不宣的做法，把刑法条文铭铸于铜鼎之上，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引起了轩然大波。面对晋国大夫叔向的劝阻、士文伯的预言及各方非议，子产以治世为本、以实效为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进行到底，使公布成文法典之风延及诸侯各国。

【成语故事】

为政之初，非议四起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公元前543年冬，郑国平定伯有之乱后，子皮知政，以子产贤，授之以政。子产为政之初，先采取怀柔之策安定公室大族，嘉许提拔忠勇勤廉之士，惩戒骄纵侈奢之辈，然后整治内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由于革新之举触及各方利益，老百姓对子产的新政还不了解，一时间非议四起。一年之后，人们编排歌谣传诵：“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过了3年，坊间百姓又传诵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此时，大多数百姓已经了解子产的政策，反倒担心子产死了政策不能延续下去。

再推改革之举，铸刑书于鼎

公元前538年，子产作丘赋，再次引发国人谤议，说：“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面对非议，子产不为所动，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勇气和定力把改革推向前进。公元前536年，子产再推改革之举，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此举一出，天下哗然，郑国国内的贵族们惊愕不已，晋国的正卿大夫羊舌肸（xī）也大为吃惊，他修书一封派人送给子产，阐明自己的看法。

羊舌肸，字叔向，历事晋悼公、平公、昭公三世，执掌晋国国政近50年，与郑国子产、齐国晏婴齐名。在给子产的信中，叔向写道：“本来我对您寄予希望，现在看来要完了。以前先王衡量事情轻重而据以断其罪，不制定刑法，是害怕百姓有争夺之心。尽管如此，还是不能防止犯罪，故而以道义来防范，以政令来约束，以礼仪来奉行，以信用来保持，以仁爱来奉养。立官品高下俸禄厚薄之制以勉励顺从教诲者，严厉判刑以威胁放纵者。犹恐怕不能奏效，故而以忠诚来教诲他们，以举善行来奖励他们，以专业知识技艺来教导他们，以和悦之气来使用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以威严之势来监临他们，有违犯者则坚决判刑。还要访求贤能之卿相、明理之官员、忠信之乡长、慈惠之老师，百姓如此才可以使用，而不生祸乱。如果民知有法，就会对上不敬。人人有相争之心，各引刑律以为己证，且侥幸得以成功，那就不能治理了。夏朝有乱政之人，而作禹刑。商朝有乱政之人，而作汤刑。周朝有乱政之人，而作九刑。三种刑律的产生，都处于末世了。如今您为郑国之相，作封洫，为丘赋，定三法，把刑法铸在鼎上，准备用这样的办法安定百姓，不也是很难的吗？《诗》说：‘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言。”又说：‘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此，何必要有法律？民众知道了刑书的依据，将丢弃礼仪而征用刑书。刑书之每字每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更加繁多，贿赂到处使用。在您在世之时，郑国恐怕要衰败吧！肸听说，‘国将亡，必多制’，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对于叔向的来信，子产的回复很短：“像您所说的那样，公孙侨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我铸刑书是为了救郑国当下之世。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又岂敢忘了您的恩惠?”话虽不多，但表明了子产救世的决心、改革的态度。

革新效果良好，各诸侯国效法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子产铸刑书一事，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发表评论。时隔23年之后，公元前513年冬（子产已去世9年），晋国的赵鞅、荀寅带兵在汝水岸边筑城，向晋国的百姓征收了480斤铁，用来铸造刑鼎，在鼎上铸着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对此事，孔子发表了看法，说：“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失掉法度了。晋国应当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卿大夫按照他们的位次来维护它，百姓才能尊敬贵人，贵人因此才能保守家业。贵贱的差别没有错乱，这就是所谓法度。晋文公因此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制定法律，以作为盟主。现在废弃这个法令，而铸造了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还用什么来尊敬贵人？贵人还有什么家业可以保守？贵贱没有次序，还怎么治理国家？而且范宣子的刑书，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是违犯晋国旧礼的乱法，怎么能把它当成法律呢？”

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出于维护现实统治秩序的目的，是赞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统治法则的，因而也是支持和同意叔向对子产铸刑书所表达的意见的。故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孔子的真实意思极有可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一说，可供讨论。

对于子产的做法，晋国大夫士文伯预言说：“大火星出现，郑国恐怕会发生大火灾吧！大火星还没有出现，郑国却使用火来铸造刑鼎，刑书将起争端。大火星如果象征这个，不引起火灾还能表示什么？”公元前524年夏，郑国倒真的发生了大火灾，此时距子产铸刑书已经过去了12年。尽管引起了巨大争论，但由于子产的革新之举效果良好，各诸侯国陆续效法郑国颁布了成文法。子产铸刑书，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律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锥刀之末”被人们用来比喻微小的利益、极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