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字元常，东汉末年辅佐曹氏家族统一北方建立魏国，官至魏国太傅，是著名的政治家。其书法成就更是影响至深，被后人誉为“楷书鼻祖”，与王羲之并称“钟王”。

众多史料记载钟繇故里在中牟

钟繇故里在何处？最早明确指出钟繇故里在钟城的是晋代郭缘生的《续述征记》，该书是一部行役记著作。所谓行役记，是指古人外出时沿途见闻的记录，类似如今的游记。六朝时诸多文人著有行役著作，除郭缘生的《述征记》及《续述征记》外，还有伏滔的《北征记》、戴延之的《西征记》及《宋武北征记》比较有名，尤其是记录许多当时的文物古迹，可信度较高，因而被郦道元注解《水经》时大量引用。

《续述征记》成书于东晋末年，此时距离钟繇去世仅100多年，长社县境变动不大，钟城钟繇碑上的刻字尚清晰可辨，应该是郭缘生看到碑文中有“魏太傅钟繇故里”之类的文字，这是他断定此处为钟繇故里、把石碑命名为“钟繇碑”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可能是钟城得名的主要依据。正因为是郭缘生亲眼所见，又有城和碑两个实物，且碑在“城南三里”，可信度自然极高，被后世诸多史料引用。还可以从中得知，郭缘生到此处时，碑和城已经存在，他只是如实记录而已。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三·尉氏县》中记载：“故钟城，在县西三十五里。魏太傅钟繇故里。”宋朝乐史《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开封府·尉氏县》记载：“故钟城，在县西北三十五里。按《续述征记》云：‘钟城，魏太傅钟繇故里。’城南三里有钟繇碑。 ”

宋代文化高度繁荣，书法、碑刻及其相关整理、出版行业空前兴盛，宋乾道三年（1167年）洪适编著《隶释》，是现存最早的集录汉、魏、晋碑刻文字的专著，其中记载：“魏钟繇碑，在尉氏县西北三十里蒋城乡高兼村，今割属中牟；按《中牟图经》云‘钟城在尉氏西北三十五里，有钟繇古碑，断折，文字磨灭’。”此记载较之前更详细、更准确，钟城、钟繇碑位置已经明确到“蒋城乡高兼村”，并对钟繇碑当时状况的说明：“断折，文字磨灭”。应该是有人实地察看后，补充钟繇碑当时状况，也是对先前古籍记载正确性的再次肯定。宋理宗时(1224~1264在位)临安书商陈思收集全国各地的碑刻，将各县现存石刻按年代顺序编著成《宝刻丛编》，中牟县条目下记载：“魏太傅钟繇碑，在尉氏西北三十五里、钟城南三里，其地今割属中牟，碑断折，文字磨灭。”南宋郑樵著《通志》亦记载东京（开封府）有“魏钟繇碑。”

明赵均撰《金石林时地考》记载：“魏钟繇碑，中牟县。”自明嘉靖年间起，各版《尉氏县志》有不间断记载钟城，并引用《续述征记》记载：“故钟城，魏太傅钟繇故里是已。”

康熙、乾隆、嘉庆三朝陆续编修《大清一统志》，其中关于钟城及钟繇碑的记载则是引用《太平寰宇记》；倪涛《六艺之一录》、孙星衍和邢澍《寰宇访碑录》则引用《宝刻丛编》中记载，使钟繇碑在中牟的流传更广，知名度也更高。

钟繇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正史《三国志》中记载人物籍贯多是到县级，范围有些大不够具体。但钟繇还有“著名书法家”的身份，历来赞誉极高，唐张怀瓘《书断》云：“元常真书绝世，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宋代朝廷编撰《宣和书谱》中评价钟繇的楷书云：“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关于钟繇碑也有很高的评价，清曾衍东《小豆棚·卷十六》：“六分半书……实则因钟繇碑而广之。”其书法作品历来被众多书法爱好者仰慕，竞相收藏，他的诸多相关信息也被顺便记录。历朝历代都有钟繇庞大的粉丝群，因而钟繇籍贯详细信息才能被记录并保存。

随着时间流逝又增添了相关变动信息。钟城是钟繇故里及钟城在中牟一直都是史学界的共识，基于此，认定中牟县刁家乡城前张村北的界城就是钟城，暨钟繇故里，是对史料记载及史学界共识的延续。

钟城从长社县到中牟县的变迁过程

《三国志·钟繇传》记载：“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书中仅记载钟繇为长社县人，并没有具体到乡、村，自然就留下争议空间，要说清楚钟繇故里在何处，需全方位考证。先谈谈长社县，其秦时置为县，属颍川郡管辖，两汉、三国、晋沿袭，其后县治、县境多次变迁，明洪武初并入许州。由于长社县历史变动较大，我们尽量选择一些不易变动，且又是包含钟繇生活时期的史料记载和证物，比如古城及文化遗址。基于此，先看《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长社，有长葛城。有向乡。有蜀城，有蜀津。”向乡的位置，《太平寰宇记》记载尉氏县有向城；明嘉靖年间《尉氏县志》记载：“向城在县西北高寺庄保。杜预注云‘向地在今长社县东北’；《左传》‘诸侯伐郑会于北林，师于向’，即此。”另据《水经·潩水注》：“皇陂即古长社县之浊泽也……其陂北对鸡鸣城，即长社县之浊城也。”鸡鸣城在历代《尉氏县志》都记载为“在西南高寺庄保”，此处为皛泽南岸。至此可知，古长社县境是包括今尉氏县北部，钟城之地古属长社县也是有理有据的事实。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也是一个重要区划演变信息：由于朝代更替、区划调整等因素，钟城在唐代已经脱离长社县辖区转属尉氏县。到宋朝时又转属中牟县，此时的记载众多、一致且又精确。从《隶释》记载中可知，在南宋乾道三年之前，钟城已由尉氏县转属中牟县，同时引用《中牟图经》为证。后《六艺之一录》《三国志补注·卷三》相继引用确认。“蒋城乡”“高兼村”都是宋代尉氏县境内区划名，明代此处演变为大秦保，清称大秦里，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里保》记载大秦里有“城前张、城前胡”两村。在该地转属后，附近有尉氏县界碑，明嘉靖《尉氏县志·疆域》记载：“西北二十里至中牟县界，康墙寺北石碑为识。”转属后遂呼为界城。光绪年间《尉氏县志》尚记载“康墙保在城西北，共五十三村”辖“府里庄”，即今刁家乡府李庄村，说明中牟、尉氏两县边界变动是有史料可寻。至今中牟县刁家乡还有城前张村，该村因在钟城前故得名，上述两村皆临尉氏境。钟城如今已消失，但还有迹可寻。据中牟县文物保护所档案资料中介绍，在城前张村南有4平方公里的城前张遗址，县保，出土文物年代为战国—汉，遗址资料中介绍“对研究界城有重要意义”；城前张村西北约三里处有县保东陶墓群，年代同样为战国—汉，也是研究界城（钟城）的重要辅助物证。有理由相信，钟城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只是后来诞生了大名人钟繇，才更名为钟城。

四大依据推测“界城”就是“钟城”

今年10月10日，笔者驱车赴城前张村调查取证，先查看东陶墓群及村南的城前张遗址，又询问几位村民，并没有多少收获，当问起是否还有界城遗址时，村民回答非常一致：“村北还有大致轮廓。”我们又赶往村北，刚过村就看到北面一里左右有一片高地，是由南北百十米、东西近百米的两条“土岗”组成的夹角。近前观察，一层层的夯土清晰可辨，高约二米、宽约十米，可以确定是夯土墙，村庄在南边，基本断定为城前张之“城”，就是村民俗呼的界城，此处为城西北角。

其次，中牟县境内东南部与尉氏县交界带，只有刁家乡城前张村有古城，且还有遗址，其他地方无古城或相关线索。再查看尉氏县志，西北部只记载有“故钟城”，之所以加“故”字，表明钟城已不属尉氏县，以示区别中牟县称呼，推测“界城”就是“钟城”，是确定钟繇故里的关键。

再次是道路，查看明嘉靖版《尉氏县志·卷二·八号》图，尉氏县当时只有一条贯穿全境的南北大道，该路再向北经界城到中牟县城。中牟县境内的道路在同治年间《中牟县志》卷首图中有明确标出，可以互相印证。总结两县县志可以得出该道路的详细走向：从中牟县城东南经箜篌城到界城，然后进入尉氏县境后向南绕经县城西至洧川县。

最后是界牌，从明嘉靖版尉氏志里可以看出，尉氏县在出境大路上都设有石界牌，故而县志记载的疆界都以“石牌为识”。之前提过，钟城扼守的路为尉氏县境内唯一的贯穿南北大道，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要设立界牌：“西北二十里至中牟县界，康墙寺北石牌为识”；到光绪尉氏志记载：“西至三十里黄家集界，临中牟县界”；再参看清代中牟县志中大秦保所辖村庄名单，有不少今尉氏县村庄，可以得知自明代起，中牟县与尉氏县边界变动较大。很可能是宋代时钟城一带转属中牟县，尉氏县在城南设立县界石牌，随后当地人随俗呼为“界城”，但史料中一直记载作“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