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一生酷爱兰花，也喜欢同兰花爱好者们交朋友。他生前结交了很多兰友，其中有兰花专家、园艺工人，也有业余兰花爱好者，甚至还有喜欢兰花的佛教寺院住持和道教宫观道人。他与这些兰友平等相待，在一起交流养兰经验，分享种兰心得，互换兰蕙名品，传承和弘扬中国悠久的兰花文化。在他们的交往之中，留下了很多温馨感人的细节，展现了朱德兰花般的高洁品格和至真至纯的精神境界。

与艺兰大师

诸友仁的经验交流

杭州花圃的兰苑，以众多的春兰品种而闻名全国。喜爱兰花的朱德，早就听人说起过，并倾慕已久，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前去观赏。20世纪50年代初，朱德到杭州考察工作。工作之暇，他兴致勃勃地来到花圃欣赏兰花，对这里的兰花钟爱有加，尤其是各种珍稀春兰名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朱德结识了养兰专家诸友仁，对兰花的共同热爱，使得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位民间艺兰大师结下了深厚友谊，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兰艺交流。

诸友仁，现代著名的养兰专家。他的老家浙江省绍兴漓渚镇，是全国有名的兰花之乡，从越王勾践以来的2500多年间，植兰、养兰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由于受兰花文化的影响，诸友仁自幼酷爱兰花，并与兰花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初跟随岳父学习管理兰花，帮着他“起架卸棚”，后来独立开园养育兰花，最多时达400余盆，兰花品种有上百个。他养育了一辈子兰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养兰高手，与江苏无锡的沈渊如、浙江余姚的王叔平，并称为全国三大“兰王”。

新中国成立后，诸友仁被杭州花圃兰苑聘请为专家，指导花圃的兰花养护管理，并带徒传艺，传授兰花栽种知识。同时，他把自己几十年来精心培育的百余种兰蕙，全部捐赠给政府，供广大群众参观欣赏。

朱德一见诸友仁，就被他丰富的兰花知识和栽培管理技术所折服，两人相见恨晚，彼此有说不完的话题。从兰花的历史到兰花的产地，从兰花的植物学性状到兰花的类型及主要品种，从兰花的繁殖技术到兰花的栽培管理等，凡是与兰花相关的，几乎无所不谈。朱德主动提出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栽兰技术。诸友仁毫不保留地向朱德讲述培养兰花的许多经验。朱德细心地倾听，认真体会，时常还会提出一些问题，进行切磋交流。从那以后，朱德每次到杭州，都尽可能抽空看望这位专家，交流艺兰信息。有时，还结伴到郊外山林寻找野兰花品种，回来后一起清理、修剪和栽种，共同分享收获的喜悦。

朱德多次对诸友仁说，新中国成立了，兰花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供少数达官贵人玩赏，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你有精湛的技术和专业特长，一定要发挥出来，为人民种好兰花。同时要积极发掘和光大我国悠久的兰花文化，多培养一些徒弟，总结推广经验，把养兰技术传给年轻一代，为发展兰花事业多作贡献。朱德还鼓励诸友仁把几十年来积累的养育技术和栽培经验系统总结一下，编写成书，供人们学习参考。

在朱德的鼓励下，诸友仁与同为兰花专家的姚毓璆一起，根据他们丰富的兰花知识和养兰经验，并参考有关史料，于1959年编写出版了一本名为《兰花》的专著。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我国艺兰的历史，兰花的特征、种类和主要品种，繁殖、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方法，以及兰花的评选标准和艺兰月历，并附有品种性状记载表和插图数十幅。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本兰花栽培方面的专著，为广大园林绿化工作者及普通兰花爱好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一时轰动中国兰界。朱德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欣然赋诗一首，表达了祝贺和赞赏之情：“专家诸友仁，种兰已成名。著书凭实践，理真艺术精。”

后来，诸友仁有感于“爱兰者多，而艺兰者无多，艺兰者虽有，而传授艺兰者尤鲜”的状况，加之历史上虽然不乏兰谱、兰史、兰蕙录等之类的著作，但这些书的内容“大都绘其形貌，述其来源，以及高下之品评，感兰之寄托”，“至于如何培植抚养的经验、方法等”，都“略而不详”，对养育兰花没有太多帮助。于是，他进一步总结自己4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又编著了一本《我的艺兰生活》，详细介绍了兰花的识别、鉴赏、挑选、检验、栽培、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为养兰技术的普及作出了贡献。诸友仁将该书送给朱德后，朱德颇为赞赏，多次向急需相关技术和经验的园艺人员以及普通爱好者推荐该书。

与开国上将陈奇涵的诗词唱和

在革命队伍中，也不乏兰花喜爱者，更有因爱兰而与朱德元帅结下深厚友谊的。开国上将陈奇涵，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德与陈奇涵，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在南昌起义之前，两人就已经相识。那时，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党将领朱培德部第三军中秘密为党工作，朱德任军官教育团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他们在连队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共产党组织，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朱德和陈奇涵都是资深军人，性格相近，志趣相投，信仰相同，在一起工作配合得非常默契。

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领起义部队，几经周折，最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合。陈奇涵则组织了兴国农民暴动，夺取了兴国县城，在赣南地区形成了红色割据局面。这为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赣西南根据地及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陈奇涵的这些历史功绩，把他誉为“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无论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在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还是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朱德与陈奇涵总是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战友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陈奇涵将军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兼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便有更多的机会看望朱老总了。特别是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陈奇涵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两个人的交往更加密切。有时周末，陈奇涵会被朱德热情地邀请到家中做客。饭后，朱德就请陈奇涵参观他亲手栽种的兰花，向他们介绍兰花知识。偶尔，他还会把自己心爱的兰花，赠送几盆给陈奇涵。朱德还将自己长期以来养兰的经验和心得，写成一卷养兰心经，赠送给陈奇涵，陈奇涵视为珍宝，认真学习体会。在朱德的影响下，陈奇涵也渐渐地成了一位兰花迷。

1962年春节后，陈奇涵陪同朱德到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视察工作。3月初，他们来到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地方——井冈山，在这里一同寻访井冈兰，并诗词唱答咏颂兰花，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

井冈山是著名的革命圣地，也是兰花的盛产地。这里的兰花不仅品种繁多、名品纷呈，而且绰约多姿、清雅秀丽。1928年，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时，曾在山上看到过野兰花，虽然非常喜爱，但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不允许挖来种植，只好默默地记住兰花的主要生长地，希望有朝一日再回来寻找它们。

到达井冈山的第二天，两位老人驱车来到山间林草茂密的地方，采到了幽香清雅的井冈兰，移植到花盆里带下山，完成了30多年前的一桩心愿。高兴之余，回首峥嵘往事，都感慨万千。为此，陈奇涵写了一首《咏兰》诗送给朱德：“祖香隐长在深幽，清沁吐芳自风流。三三幸会逢知遇，淑人君子美胜收。”

朱德读罢，心潮澎湃，挥笔写下《和陈奇涵同志<咏兰>》：“井冈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诗中所说的“知遇”，不仅是指他们与兰花之间的感情，同时也包含着朱德与陈奇涵两位老战友之间的知遇之情吧。

回京后，朱德特地给陈奇涵送去以竹碗代花盆栽插的一株井冈兰。陈奇涵十分珍惜这盆兰花，花谢叶枯后仍舍不得扔掉，将其制成标本，衬以宣纸，手书“莫道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并用玻璃框镶成条屏，悬挂在书房内，伴随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几个春秋。至今，在北京西四的陈奇涵将军故居内，这幅条屏依然悬挂在那里，将共和国一帅一将两位革命兰友的纯洁友谊化为永恒。

与日本友人松村谦三的兰花互赠

在朱德的外国兰友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著名友好人士松村谦三先生。松村谦三是日本资深政治家，曾任农业相和文化教育相，自由民主党顾问。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关系一度出现紧张局面，交往的渠道几乎全部中断。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松村谦三不顾党内外的阻挠，毅然先后5次访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在公务繁忙之际，曾三次在北京接见了来访的松村谦三。松村谦三十分喜爱中国的兰花，他收藏的3000余盆兰花中，绝大多数为中国兰花。每到中国，他必抽空去兰圃观赏兰花，也经常到同样爱兰的朱德元帅家里赏兰，和朱德也结下了深厚的“兰谊”，并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一段以兰花为媒的外交佳话。

1959年11月12日，朱德在北京接见了来访的松村谦三代表团一行。两个人会谈完公务之后，不知不觉地将话题转到了共同感兴趣的兰花上，相谈甚欢。乘兴之下，朱德邀请松村谦三到中山公园观赏兰花，并向客人详细介绍了园中名兰，包括兰花的习性、特点、养护常识等。据当年在场的中山公园的园艺师、养兰专家虞佩珍介绍，松村谦三对中山公园琳琅满目的兰花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参观后点名向朱德索求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漪等4个名品。朱德爽快地答应了客人的要求，并让中山公园负责提供。松村谦三如获至宝，高高兴兴地将4盆兰花带回了日本，放在家中精心养育，逢人便讲这些珍贵兰花的来历。

1962年9月，松村谦三再次访华时，特地从东瀛带来了几株自己养育的日本杂交兰，作为礼物回赠给了朱德委员长。后来，朱德将这几盆兰花，连同他自己精心培植的6000多盆兰花，一起赠送给了中山公园。对于这些作为友好使者的日本兰花，中山公园非常珍视，精心养护，几十年后仍生机盎然，繁衍不息。

为了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松村谦三还曾与中方发起组织了一次“兰花外交”。1963年4月，松村谦三提出，他以日本爱兰协会会长的身份，邀请中国政府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用民间外交的形式，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很快，由兰花专家、福建省委统战部长张兆汉为团长的中国兰花代表团启程访日，孙平化、王晓云和王晓贤等三位谈判专家，作为团员随同访日。兰花代表团访问期间，与日本兰花爱好者进行了友好交流，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序曲。在中国兰花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后，继续留在日本的孙平化等人，则开始了此次访问最重要的日程，在松村谦三的帮助下，绕开反华亲美势力，与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进行了广泛接触，并达成了重要协议，中日“兰花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两国在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说“乒乓外交”，是小球转动大球，让坚硬的中美关系产生松动的话，那么，“兰花外交”则给冰封的中日关系吹进一丝温暖的清风，让中日关系迎来了破冰时刻。小小的兰花，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阶段，以其独特的魅力，充当了友谊的使者，架起了两国间沟通的桥梁，显示了老一辈政治家们的超凡外交智慧。松村谦三逝世后，周恩来总理在唁电中称赞他是“日本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把晚年献给日中友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深为中国人民所敬佩”。

如今，朱德和松村谦三两位可敬的老人都已不在多年了，但中山公园里作为友谊使者的兰花，仍年年盛开。松村谦三先生的长子松村正直每次来北京，总要到中山公园看看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兰花，缅怀朱德与松村谦三之间的伟大友谊。当他得知中山公园已经没有当年送给他父亲的寰球荷鼎时，慨然将几株松村父子繁育几代的寰球荷鼎兰花，回赠给了中山公园。几十年风风雨雨，几万里重洋远涉，这些跨越时空的友谊之花，更加芳香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