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人口净增加仅48万人。全国出生人口再创新低，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今年的省级地方两会上，“三孩”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围绕2022年如何激发生育意愿，各地纷纷发力。

针对地方两会上广泛讨论的“育儿成本”等问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形容为“金筷子”效应。“以前我们说‘多个孩子多双筷子’，形容育儿成本低，一双筷子就够了。以前的‘竹筷子’如今却成了‘金筷子’。”原新说，现在育儿成本不只是经济压力，而是综合成本过高，降低了生育意愿。

记者梳理各地代表委员议案提案发现，三种趋势受到普遍认同。

一是强化公立机构的作用。原新直言：“公立机构可以在缓解育儿焦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平衡女性生育权与工作权。比如，当前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要求是多样性的，片面强调延长产假将难以平衡女性“母亲”与“员工”的角色冲突，可能造成“产假越长，女性就业越难”的困局。

三是管理服务要跟上。随着新政策出台，相应管理和服务必须跟上。以日益增多的托育机构为例，安徽省人大代表、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韦东认为，卫健部门应当会同教育等部门制定托育机构日常管理规范；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抑制过高收费。

首先，要加强政策配套统筹。

目前各国鼓励生育措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的措施，包括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以及给父母的各种照护津贴，还有税收减免的政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包括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

其次，要在制度、技术等层面规范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原新认为，年轻人“不愿生”的同时，还有一批人为“不能生”而发愁。要发挥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在解决不孕不育方面的作用，对捐卵、冻卵等现象进行立法予以规范。

最后，不能忽视男性的作用。有专家表示，目前支持生育的政策大多聚焦女性，事实上完善落实男性陪产假、育儿假等制度，让男性分担女性的育儿压力，也是一些国家的有益探索。

业内人士认为，在我国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广泛借鉴国外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要从国情出发，探索适合我国的政策措施，综合考虑财政压力和家庭需求出台优惠性政策。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