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根据洞窟类型和造像风格大致可分为3期：早期为文成帝时昙曜五窟的开凿，帝佛合一，真容巨壮；中期为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富丽堂皇、穷诸巧丽；晚期为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精致繁缛，法相绵延。

真容巨壮

在历史上，大同曾经是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4世纪时中国北方地区还处在五胡十六国的混乱之中，此时在北方草原兴起的鲜卑族拓跋氏的首领拓跋珪，将都城从内蒙古盛乐迁到平城，即现在的大同，由此翻开了大同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

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至 20窟，是由昙曜高僧主持，为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5位皇帝雕刻的5座大像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椭圆形平面、穹窿顶，造像主要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主要空间。昙曜五窟的造像雄浑大气，象征着北魏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

主佛像均模拟北魏王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象征北魏皇帝是如来佛的化身。其中一尊大佛的脸上和脚部都各嵌一黑石，据说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部位完全吻合。昙曜显然是在告示世人，文成帝就是佛的化身，君权神授，不可动摇。在大佛周围还雕刻有许多大小不等的佛像，簇拥着大佛，它们是群臣的象征。此外，还配有许多形状如云冈石窟第20窟的矮小人像，象征民众。石窟顶部为巨型浮雕，刻有手执乐器、凌空飞舞的飞天，把大佛衬托得更加雄伟庄严。

依山开凿的佛像大者可与山比高，小者仅有几厘米。佛像表情各异，姿态万千。有的面目清秀，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魁伟，有的体态安详。昙曜五窟中有一尊高达13.7米的巨型露天坐佛，面部丰满、造型雄伟，为云冈石窟的象征。另一尊释迦立像，身披千佛袈裟，东壁为诸弟子造像，雕凿技法娴熟，堪称佳作。一尊高达16.7米的释迦佛坐像，为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像。倚坐于须弥座上的交足弥勒佛，身着菩萨装，衣纹特殊，别具一格。

这样一处“真容巨壮”的石窟群，会给匍匐在其脚下的苍生以巨大的心灵震撼。这也恰恰就是大像窟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北魏在太武帝时期通过征伐迅速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但如何有效地凝聚社会共识？云冈石窟就产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云冈模式也的确在北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于促进北魏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穷诸巧丽

中期洞窟开凿完成于文成帝以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佛教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倡下，发展迅速。在洞窟形制上出现了前后殿堂式洞窟以及中心塔柱窟。这一期的石窟平面多作方形，而且多为成组的双窟。壁面雕刻多作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的布局，窟顶多雕出平棊。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汉式传统的建筑形式及其装饰日益增多；佛像的服装，在第二期晚期也换上了新型的褒衣博带的样式。外来的佛教石窟艺术显著地开始了东方化的进程。

第5、6窟即为云冈石窟中期洞窟，是云冈石窟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雕刻最精美，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组双窟。5窟为大像窟，窟内主尊坐佛高17.40米，是云冈石窟中的第一大佛。第6窟为中心柱窟，亦名支提窟、塔庙窟，是云冈石窟中期开凿的最富丽堂皇的洞窟，洞窟内容丰富，造型变化有序，装饰华丽精美，被誉为“云冈第一伟观”，是世界雕刻艺术史上的奇迹。

两窟前均临岩构建四层楼阁，清顺治六年至八年（1649年~1651年），宣大总兵佟养量募资主持修建。楼阁巍峨高耸，竣极堂皇。虽为后建，不失当年皇家气度。清代游人登上佛阁绝顶，觉山与天齐、佛顶接云，故题为“石窟摩云”，成为清代“大同八大景”之一。这对竖式设计的双子佛阁，既亭亭玉立又合璧庄重，体现了我们祖先工匠对石窟寺殿宇的精准理解，也是目前云冈石窟仅存的古代窟檐建筑。它除了具有佛殿功能外，同时还起到遮风挡雨作用，特别是保持了窟内温湿度的相对恒定，使得第5、6窟的造像雕刻保存状态远优于其他无窟檐的洞窟。

法相绵延

云冈晚期工程并未衰落，和早、中期相比，只是没有开凿大型窟室而已。此期窟室式样急剧变化，成为云冈窟室式样最繁杂的阶段。中心塔柱、四壁三龛及重龛式洞窟是云冈晚期流行的窟式，造像呈现出瘦骨清像的特征，衣纹越来越重叠，龛式也越来越繁缛。

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秀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拓跋王朝前都平城，后都洛阳，再后分居邺城、长安，其“丝绸之路”的繁荣虽仅百年，却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佛教及其艺术源源东来、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云冈石窟作为“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佛教东传及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以及北朝时期大量佛教石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大同晚报记者 任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