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际根小时候是个煤矿娃。

可谁也想不到，这个煤矿娃“挖”出了一座商城。一个人，一座城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唐际根，江西萍乡人。作为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际根在殷墟工作了27年，他领导的考古队发掘的商代墓葬就达上万座。殷墟发掘就像是中国考古学史的“浓缩版”，见证了中国考古学从一棵小芽，发展成为参天大树的过程。

前段时间，为了推进公众考古，唐际根还开通了抖音号“唐际根聊考古”，趣味而不失严谨。他说他的短视频重点不在“教”知识，而在与大家分享获取知识的过程。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唐际根总结说“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要让社会公众理解殷墟的价值

记者：能否分享一下您与殷墟结缘的具体过程？

唐际根：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美学的，当时还参加了北大五四科学论文竞赛，拿了个二等奖。

另一篇文章是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这篇文章没有得奖，但是严文明先生给我打了92分，那是非常高的分数了。这件事对我鼓励很大，毕业以后，我就想研究新石器。但后来怎么就改变了方向，又由新石器时代考古“跳”到了商代研究呢？

这件事与“讲师团”有关。1987年，社科院通知我参加“中央讲师团”，地点在河南内黄县。

我当时要从安阳到内黄，那时候我年轻，拒绝坐讲师团安排的汽车，而是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阳工作站借了一辆自行车，下午3点出发，骑行60公里，骑到内黄时我的两条腿都僵硬的下不了车了。在内黄安顿好后，又返回安阳还车。还车的时候在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见到几位老先生。先生们看我喜欢运动，便说考古所安阳工作站需要我这样的年轻人，问是否考虑加入安阳工作站。

因此，我就考虑可以从新石器转到殷墟这方面的研究。那一年刚好安阳考古队的老队长郑振香先生招研究生，我就考了她的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了殷墟工作。

记者：在殷墟考古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唐际根：那肯定是洹北商城的发现。

一般的考古发现都是有了一些苗头，比如说盗墓贼盗出了什么东西，或者说老乡耕地耕出了什么东西，然后考古队去看现场，而我是以自己的硕士论文作为选题。

之前，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早期，安阳殷墟是商晚期或者商后期。在准备硕士论文时，我用了3年整理资料，发现所谓商前期、商后期的框架解释不了商王朝的考古发现。所以我就认为这之间必定有一个商中期，其间我连续发表了一些论述文章，最终填补了商代早期与商代晚期之间“中商”的空白，这是我这辈子做考古最得意的一项工作。

作为一个考古学者，从找出洹北商城，到把它的年代解释清楚，把它的建筑解释清楚，把双王朝的边界框架解释清楚，这是一项整体的研究，而在这个研究里，我可能跟很多学者不一样，第一是我始终在坚持研究，第二是我逐渐在取得成功，第三我的研究是连续性的。这种成就感，是其他事情无法替代的。

为给弟弟妹妹省口粮，小时候经常饿肚子

记者：幼年的哪些事情对您影响很深刻？

唐际根：我是煤矿职工的家属。全家7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工作，我母亲负责在家带孩子，因为家里5个孩子，她也没有时间去工作，在全身心操持这个家，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

那时上学太远，得自己带午饭。每次带饭的时候，我在空饭盒里边放一个饭勺，去打饭前，我就故意晃了一下，饭勺撞击饭盒发出声音引起我母亲的注意，让她以为我要去装饭了。其实我偷偷把饭盒里的勺子拿了出来，装到口袋里，并假装在饭桶里舀两勺饭，其实饭盒什么都没装。

当时只是想给弟弟妹妹省口粮，所以中午都是饿着肚子。

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去一个小工厂，参观怎么做瓷器，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带四两粮票，还要带5毛钱。我知道家里没钱，我就没告诉母亲。结果第二天我假装正常上学时，母亲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就追上我哭着问为什么不跟家里说，我说家里不是没钱吗？母亲就哭着跑到隔壁邻居家，向一位老太太借了四两粮票以及5毛钱，就硬塞给我。

参观倒是顺利，但等到中午吃饭时，我并没有将钱和粮票交给老师，而是跟老师说我有一个亲戚在附近，我说吃完饭我肯定在你们大家离开之前赶回来，老师就同意了。回来以后，我就偷偷地把钱跟粮票都还给了邻居老太太，这些记忆特别深刻。

记者：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人或事激发了您对考古学的热情？

唐际根：这要分几个阶段。

最早是因为严文明先生的认可，虽然严先生并不是我的导师，可能都不认得我，但是两次给我比较高的评价，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第二就是李伯谦老师、刘绪老师。我们班同学对两位老师有个评价，他们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家人。带我们考古实习，既教我们知识，还关怀我们生活，人品高洁，对我们影响很深，这也是我们这个考古班毕业后改行很少的原因。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的导师郑振香先生，做事本分，兢兢业业，非常能吃苦，让人很遗憾的是她今年上半年离世了，同时让我更敬佩的是她居然把经手的所有考古资料全部整理出版发表，这非常了不起。

第四阶段，是我在1994年参加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工作时遇到的3位老师，张光直、张长寿、高天麟。张光直老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有次我去哈佛，那时年轻不懂事，请求他题几个字，过了几天张老师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我后来才知道他题这几个字的良苦用心。张长寿先生影响我的是他的敬业精神，他年纪大，却跟我一样的时间上工下工。高天麟先生最能吃苦，总是把最苦的活都留给自己，一分钱掰成两分花，这种共产党员的品质让我感受到了他们那一代的不容易。

“做一个真实的人”

记者：如果给您的人生划分一个阶段，您会怎么划分？

唐际根：仔细想想可以分为3个阶段。

首先是大学，一方面我对考古有了一定的理解，另一方面跟老师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联系，就像李伯谦老师、刘绪老师。他们对学生特别好，不仅是老师，更是家人。我们班之所以都能够做考古，跟这一点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其次是我读硕士和寻找商中期的阶段。这个阶段很不顺，很辛苦，付出太多。这时我本来应该经常回北京去照顾我儿子，因为那时我儿子刚出生也不久，我应该多照顾着自己的家，但是最长的时候一年365天，我327天在河南安阳。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这是我最后悔的事。

之后就是到南方科技大学以后，面对新的平台、新的环境，我肯定要思考到底该干些什么。我有一个团队，他们都很年轻，有理想，愿奋斗。我愿意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与他们共同奋斗。

记者：对于想要从事考古学的年轻人，您有哪些建议或寄语？

唐际根：学方法比学知识重要。

有时候我们容易走入误区，只重视知识，不重视方法。其实方法比知识重要。我经常给学生讲，我上课不是来教知识的，我是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获取知识的快乐的。

我认为不仅是考古学科，所有学科都是这样，方法或者思维比知识更重要。

记者：您有座右铭吗？能否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您的人生哲学？

唐际根：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才能获得尊重。

我写《此处葬曹操》这本书，感受最深的是曹操很真实。我从不隐瞒我喜欢曹操。想要实现所立志向，需要做到通透自如，都必须以“诚”为路，这样才能走向通达。

记者 梁宸瑜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