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有诸多身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三星堆文化大使……同时，他又具有多个“跨界”身份，作家、音乐家、网络红人，但他所有的身份又都围绕“考古”二字。

他曾走遍众多考古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他亲手挖掘中华文明的证据，为中华文明探源，还担任三星堆文化大使，他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泰斗级人物。书香门第的他也有自己的“脾气”，没有考古人的歌曲，他写下《我是中国考古人》《仰韶之光》《百年心语》等歌曲。他又是考古圈的网络红人，频频网络亮相，在三星堆的直播间答疑解惑，不是他坐不住“冷板凳”，而是定要让冷僻孤高的考古与众生对话，为此他欲要写出一本“东方的哈利波特”，让世人了解中华民族的辉煌文明。他带领中国考古队“走出去”，他们的足迹走过乌兹别克斯坦，也曾首次参与古埃及文明的遗址发掘，如他所言，考古是可以冲破意识形态壁垒，我们除了要了解自己，也理应了解其他文明古国，扩大中国考古的影响力。

如今年至七旬，王巍仍忙于策划参加各种论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甚至从上午忙至凌晨3点。但他并不觉得辛苦，在他看来，让更多民众了解祖先的过往意义重大，这对他来说是种责任感和使命感。8月29日，王巍受聘担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在他看来，河南是文物大省，甚至是文物考古的第一大省，他希望能够发挥本土优势，立足国际视野，争取在国际上出现河南考古的身影。

谈初心 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

记者：您最初选择考古专业，是因为对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还是由于其他某种特定契机？

王巍：1977年10月22日的报纸上写着恢复高考，彼时距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也是我们那届考生的最大特点——根本没有时间准备。

选择历史有着多种原因。我出生在东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生，学的是生物，我天然喜欢理科。1968年秋季，我入学读初中，仅念了一年多，就去了吉林的农村插队。后来回到工厂做学徒，又当了厂里工会的宣传委员、工会副主任。那时在初中，学习物理、化学并不多，根本考不上理工科。

恰好在1976年，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名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里面展现了秦始皇兵马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等文物，这让我对考古充满了兴趣。我身边有人说，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这就是我选择考古的原因。

记者：回国后，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能谈谈夏商周的考古工作中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吗?

王巍：1982年初大学毕业，我被分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加入了北京队。我正好赶上大规模发掘，那时北京队正好要发掘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一干就是5年。我们发掘了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后来又发现了城。

而在墓地发掘之前，我们发现它在古代就被盗了。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本该在墓主人头前的应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不见了。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竟然在墓主人的脚边出土了两件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印证了召公奭（shì）封于燕的事实，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意外的惊喜。如今这两件文物成了北京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召公奭（shì）封于燕。但是究竟封在哪里却有好几种说法，一说在天津蓟县（今蓟州区），或在河北涞水等地。而我们在房山琉璃河镇发掘出现存的夯土城墙、城外贵族墓葬区和城内居址区，断定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和始封地，从而把北京建城史上溯至距今3000年前。

记者：您曾3次获得“田野考古奖”，并提出“不做沙发‘考古学家’，坚持到田野去”，能讲一讲您的田野考古的心得吗?

王巍：我在吉林大学读的大学，当时的老师是张忠培。

“非常注重田野考古，从田野考古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张忠培老师特别突出的理念。因此，在吉林大学我们那一批学生中，田野考古训练是最严苛的，田野考古的理念也是最坚定的。

后来我在实践当中也确实看到，考古学家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例如美国的一些学者比较注重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些模式，再从考古当中去验证。这和在发掘当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途径。我主张一定要从田野考古的基础出发，田野考古就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当你发现一些现象或是文物时，然后去研究、分析、解决。能否解决关键在于发掘是否充分，但这个理念是不能改变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特点。

谈考古：实证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事实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如今有什么新的进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有哪些?

王巍：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从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开展20余年，涉及考古、历史、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近20个学科，60多个机构、40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究。

这一工程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即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历史真实，还是“只是个传说”？国外学术界曾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华文明的开始应从商代晚期使用甲骨文字算起，只有大约3300年历史。我国古代史学者则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夏王朝的建立开始，大约有4000年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要根据是《史记》等古文献记载。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则是，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

探源工程把对反映各地区文明化进程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作为最关键的环节，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近50处遗址有计划地、持续地开展区域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揭示出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间，中华大地不同区域文明的演进，并最终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良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良渚遗址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原来国外认定的3000多年更正为现在的5000多年，成为向国内外彰显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探源工程则为良渚遗址成功申遗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记者：您曾说过，从事考古40余年，考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 能分享一些考古中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王巍：我第一次去三星堆是在1987年，那次的飞机非常颠簸。当看到当时出土的文物，我备受震撼。后来又赶上了三星堆的第二次大规模发掘，我担任考古咨询专家组的组长，有幸全程参与三星堆的发掘。

在发掘之前，我的心情还是比较忐忑的，虽然发现了6个坑，但是里边是否有遗物还是未知，好在经过探测分析里边有金属的反应，但还是不能确定有多少遗物。在三号坑往下发掘的当中，发现了大批的象牙，但已经腐朽，经过处理后，我们接着往下挖。最早露出来的是一件比较大的青铜尊，这让我们非常欣喜，因为它表明距墓底还有好几十厘米。果然，随着发掘，我们发现了若干件青铜容器、铜人面具，甚至还有一些没有见过的器物。所以，考古这一过程，总是充满着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三星堆的硬件设施也相当不错。一旦出土丝绸等文物，我们就会采用恒温恒湿的方舱先将它罩上，使它处于合适的温度再去清理。三星堆的发掘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紧密结合。以前都是发掘完之后，经过辗转再运到文物的保护和修复的地方，这一过程中，外界的环境条件就可能变化。而挖掘现场的保护就在2000多平方米的大棚里，仅十几米就到了实验室，能够尽快地观察、保存等，我觉得这都是起到了一个典范的作用。因此，我说新时代考古看三星堆就是这样的道理。

此外，三星堆的挖掘也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各种各样的观点也在网上传播，比如外星文明等。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向公众进行解释。在我直播的时候，我让工作人员把弹幕打开，我可以及时地看到大家在讨论什么，然后进行正面的回答，但是我做得还不够。

如今，我们也出了一些通俗的读物，但是网络上还会有耸人听闻的说法，比如，曾有人提到，三星堆的青铜器中含有一种高放射性铅，而在南非也有，就提出那是从南非辗转到了三星堆。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其实我们在20多年前就发现殷墟当中有特殊铅，而在云南也有，所以在云南那边应该有一些文物会有交流的证据，这种特殊铅也一定要在商王朝分布范围内去找，果然前几年在秦岭以南地区发现了它的存在。这次三星堆的铅、铜的成分也和殷墟的是一致的，进一步证明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在青铜原料方面的共同来源。

三星堆的金面具也令公众好奇，在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中，在人骨的头部发现了面罩，地位低一点的用铜做成，是扇贝形状，而地位高的人则是用金做的。一些学者会有意无意地强调三星堆的特殊性，事实上，我在黄河流域做了40年的工作，那些出土的商王朝青铜器、玉礼器等，我在二里头经常看见。目前，我们通过大量的实物得出的观点是，二里头的文物和三星堆出土的陶盉都是一样的，二里头发明的玉璋向周围辐射到东南沿海的福建、香港，甚至包括越南北部，那是以中原为中心格局开始形成。

记者：在您的学术历程中，有哪些人或事，对您的学术研究或者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王巍：张忠培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他是我上的第一门专业课《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老师。他除了立足田野考古，讲课也有自己的方法。他站在台上一讲，能立马吸引我们所有同学的兴趣。他还要求我们课后得向他提问题。每次我们都是搜肠刮肚地想问题。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问题，张忠培先生说，这个问题他在课堂上讲过，肯定没认真看笔记。他的话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脊背冒冷汗。正是因为这样的训练，他让我们注意培养思考的能力，如果你想提出一个有点水平的问题，你必须仔细研究自己的所学内容，然后进行追问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