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至今，河南大禹文化产业集团连续承办了四届中国大禹文化研讨会，理论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报在上期大禹文化特刊里刊登有关专家、学者的精彩论点，展现了嵩山文化之博大精深，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本期精彩继续，节选刊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华夏考古》编辑部主任方燕明的《禹都阳城与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世之的《从石纽到阳城 ——大禹故里故都浅析》。

《禹都阳城与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节选

□方燕明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的洪水说、鲧作城、大禹治水、禹都阳城等，一直是中国历史中备受关注的系列问题。笔者自1996年以来，先后承担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项目中若干与早夏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起源等相关的课题研究，有机会和可能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的若干问题，且有收获。本文将采用徐旭生先生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结合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讨论学术界关注和感兴趣的中国古史中的问题。

“洪水”的由来

对洪水和大禹治水较为完整记述见于《尚书》《国语》《孟子》《淮南子》《史记》《汉书》等。徐旭生先生经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后认为洪水说的存在，而且以为洪水原为一专名，指发源于河南辉县的小水，辉县旧名共，水也叫做共水，洪字的水旁是后加的，其流入黄河后开始为患。当时洪水发生范围主要在《禹贡》兖州地界的豫州、徐州的一部分，即今黄河下游，包括淮河平原的一部分。有证据表明，在尧舜禹时代，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都有发生大洪水的迹象。由徐旭生从文献史料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使我们明晰了“洪水”的来龙去脉，洪水发生的大致时间和地域，洪水发生的原因，以及洪水与夏人的关联。

洪水和大禹治水的实物证据

由考古学（包括环境考古）、历史地理学以及从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结合上都已发现了一些线索。据专家研究，由仰韶文化结束和龙山文化开始的公元前2500年至商代结束的公元前1100年大致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段，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气候变化不稳定，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已有的研究表明，在仰韶温暖期，在全球相同的纬度上，中国是升温程度最大的地区，北方地区温度上升值为3℃左右，温度上升和降雨量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尧舜禹时期我国洪水泛滥的主要原因。第四纪生态学、地质学、考古学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们获得了一些与洪水有关的证据，以嵩山为中心的嵩山西北部伊洛河流域和嵩山东南部颍汝河流域若干环境考古材料，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古史中洪水及大禹治水传说的认识。

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

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可以有这样几点认识：其一，洪水发生的时间大体为考古学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即公元前3000年至前1800年。其二，西周时期遂公盨的现世，其中关于大禹平土治水之事的记载，使证明夏代的地下文字资料由春秋时代提前到西周中期，竟提早了六七百年，与夏代考古材料呼应更近了。其三，治理洪水的人，主要是华夏集团的共工氏、鲧、禹、四嶽（岳），已有考古材料表明：共工之城可能为辉县孟庄古城，鲧作之城可能为登封王城岗小城，禹都阳城可能为登封王城岗大城。其四，治理洪水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以共工氏和鲧为代表的治水方法窒塞，即把高地铲平，把低地填高。可以从共工之城——孟庄古城和鲧作之城——王城岗小城的筑城特征寻找到一些共工和鲧治水方式的遗留。以大禹为代表的治水方法为疏导，这又包括两方面：一为把散漫的水中的主流加宽加深，使水有所归；二为沮洳的地方疏引使干。可以从禹都阳城——王城岗大城的筑城特征发现夏禹治水方式的遗存。所列出大禹治水可信的四条理由：如筑城选址时对水的认识和利用；如治水过程中已掌握较高的测量、设计和施工技术；如筑城的工程量和施工管理组织所反映出的社会复杂化；如夏禹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治水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等；都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证明中国古史中大禹治水的可信。

大禹治水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

有学者指出：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大规模的洪水泛滥及治水活动，对于中原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社会有可能是重要契机之一。中国国家权力的形成，极有可能与控制集体劳动的水利事业有关。而这正是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庞大的集体劳动事业。治理洪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庞大工程，尧、舜、禹时期敢于承担这一浩大的工程，应是当时具有较强实力的证明。而大禹治水的庞大工程，也是夏禹时期已经开始形成国家规模的政权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