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浙江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稠城大队推出举措：“情绪不稳定，不得上街开展执法工作”。根据新举措，如果一早上班，自己感觉情绪不佳，可以向所在中队领导提出申请，但需要说明原因。另外，如果队员在执法过程中，同一天内碰到3起或3起以上不配合执法或阻碍执法事件的，这一执法队员当即可以获得批准当天不用再上街执法了。新闻见1月24日《都市快报》

　　“情绪执法”都是“惯出来的”

　　□舒圣祥（职员）

　　在湖北天门事件发生后，城管如何执法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这本是常情。包括城管在内的任何执法者，既然都只是凡人，因而总会有“情绪”。事实上，如何防止执法者的私人情绪和个体私利影响执法的公正性，正是法治社会的课题之一。

　　应该明确的是，“情绪化执法”是绝对错误的，是必须受到惩罚的。执法者永远没有理由将对纳税人的野蛮侵犯作为“平复自我情绪”的良方。因而“情绪假”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关怀手段，却绝不可视为一种包容暗示。问题是，“情绪假”只能让人看到对“情绪化执法”的包容和理解，却不能让人看到应有的批判立场——此后，“带着情绪上班”似乎反而具有近似于“带着病体上班”之类的褒扬意义了。

　　放“情绪假”的做法让我想起了去年的春晚小品《我惯着他》。所谓“情绪化执法”，大部分其实都是“惯出来”的，甚至于还有城管局长煞有介事地将全国城管分成了“鹰派”和“鸽派”。诸如湖北天门事件之类的城管暴戾执法，恐怕不可能是放“情绪假”就能医治的。对“惯出来”的城管执法“情绪”继续“惯”下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依靠程序让城管“去情绪化”

　　□曹林（编辑）

　　用制度监督

　　“情绪执法”

　　□孙瑞灼（律师）

　　说到情绪执法问题，不能不提起２００６年发生在江西南昌的一起交警乱罚款事件。据媒体报道，南昌市东湖区一交警揣着罚单，在一段并不通行的路上见车就贴，既不管司机是否在场，更不出示证件，５分钟内竟然开出１６张罚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由于罚单均价为１７０元，因此这名交警５分钟就有了２０００多元的罚没收入。事后，领导解释说，这个交警由于家庭纠纷、情绪不佳而做出如此情绪化的举动。舆论一片哗然，并将这１６张罚单命名为“情绪罚单”。这一事件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情绪执法的危害。分析这一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情绪执法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滥用，严重侵害了被执法者的利益，其之所以能存在，根源在于执法者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以及权力监督的缺失和乏力。试想，如果情绪执法将导致很严重的处罚和后果，那么执法者还敢因为自己的情绪而乱执法、滥用执法权吗？他还敢拿自己的前途来发泄情绪吗？

　　当一名执法者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权力意识淡薄时，他任何滥用执法权的行为都可以假情绪的名义进行。显然，要治理情绪执法关键还在于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对执法权力进行监督，让即使有情绪的执法者也不敢“情绪执法”。

　　人本身就是一种受情绪主宰、喜怒无常的动物，情绪随时都可能突然冒出来，寄望人不带情绪那是违背人性的。情绪是不能回避的，只能以某种方式驯服情绪。

　　一个理性的制度设计者，从来不会违背人性地去尝试让执法的人没有情绪，而是以某种制度去驯服执法者的情绪，以约束其权力避免其把个人利益和个人情绪带到公务行为中，以制度避免公众权利受到执法者个人情绪的伤害。“去情绪化”常用的安排是设置一套正当程序，执法必须遵守法定的正当程度：比如，执法者要想没收一个商贩的工具，首先必须出示证件，然后必须向其说明没收的理由，再必须经过商贩的签字确认，还得告知商贩有申请听证的权利，等等——因为有正当程序的约束，执法者只能依照程序一步一步地执法，即使有情绪也带不进执法中。显然，设置一个正当程序，是保障公民权利免受执法者情绪伤害的最好途径。

　　一个没有正当程序的执法制度，不仅回避不了执法者既有的情绪，甚至会让其在权力亢奋中滋长出新的情绪。许多执法者本来其实没有脾气，只是因为手中的权力不受约束让他变得非常牛气，在牛气中情绪很不稳定，一点点小事就会大发脾气，一点点小的冒犯就会冒起很大的火。湖北天门新近发生的那起城管殴人惨案，还有以往许多城管制造的血案，不正是绝对权力滋长的情绪所致？

　　可见只有以正当程序驯服了执法者手中的权力，执法才能真正地“去情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