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０７到２００８，新一轮解放思想，正如大潮如春风，扑面而来。而全国两会刚结束，我们也更不会忘记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的提问时颇有激情的几句话：“有人可能会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还要进行多久，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成功，到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

　　当然，说永不停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只有今天这样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更大的变化。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想实现中等乃至完全发达国家的目标。而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先生最近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的话说：“重提思想解放，说明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需要解决，但还没有勇气面对的问题。”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我们的目标，要突破原来“没有勇气面对的问题”，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如此说来，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如何保证“进一步”，如何才能把“进一步”真正落实在行动上。

　　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加上中央领导近年来一再提倡，估计不仅不会有什么人站出来反对，甚至愿不愿意“进一步”的人也都会跟着喊几嗓子。但我们要的是实际行动。如果只是口头上喊喊而已，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败坏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胃口。

　　然而，我们又是一个有着“叶公好龙”传统的国度，不少人也会像叶公嘴上好龙那样口头上说喜欢进一步解放思想，可一旦解放思想因“进一步”真的来到面前，尤其又侵害了他的利益，他就一定会有意无意间反对加阻碍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的起起落落曲曲折折，与一些权势者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即于他有利就唱赞歌，于他无利就阻挠有极大关系。

　　要把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正落实在行动上，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用什么来保证。这一点，这些年来下面的人一直在议论，甚至就连《人民日报》前不久也刊发文章，告诉人们，要解放思想，就一定要先解放表达，而解放表达，说白了，就是要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否则解放思想也就无从谈起。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把解放了的那些“思想”用在制定政策上、用在工作上就行了，不一定需要发表和出版。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证明他根本不懂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真正含义，就正好说明他在解放思想上并不想“进一步”。又当然，也许还有人会说，我们虽然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也是要建立在创建和谐社会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这就更不通了。马克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一个因没有出版自由而别的自由都会成为“泡影”的社会，又怎么能成为“和谐社会”，又拿什么来保证“安定团结”？

　　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以“皇甫平”笔名主持撰写多篇文章而引发关注的周瑞金，近日接受京城一家媒体采访谈到解放思想时说：“我们理解，思想解放应该是一个过程，贯穿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始终。”又说，“制度创新必须靠思想解放来实现，因为人是思想主导的。解决问题虽然不能靠思想层面，要靠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本身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引文见３月１７日《新京报》）而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教授在此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解放思想不是因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效果。我认为，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我们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见２月２０日《南方日报》）

　　可见，没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就难有突破、难有制度创新；而没有制度创新，我们面临的有些实际问题也就很难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