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下小说现状

——“当下我们的文学更多的是在否定，这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记者：我很欣赏您说的 “今日的文学，急需向我们展示更多的肯定和确信”。具体在《暗算》和《风声》中，您如何传递这种“肯定与确信”？

麦家：中国小说沉迷于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

现在我们的小说大多写的是黑暗、绝望和丑恶，并且惊心动魄，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对世界的信心——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这些年的中国小说重复了西方文学的写作道路，再加上近年来消费文化的隐秘介入，平庸人生更是成了大多数小说的主角。很多人都觉察到了，这样的阅读令人意志消沉、精神涣散。换句话说，当下我们的文学更多的是在否定，但没有肯定的否定、一味的否定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记者：你曾说过，写“特情小说”是“我对当前写作的一种失望”。为什么会这样说？是什么样的失望？

麦家：我的3部长篇，《解密》《暗算》《风声》都在试图塑造一种“新英雄”形象，他们为国家利益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许多难能可贵的东西。但当代是一个不相信英雄的年代，如果我把这些形象置放在我们眼前、身边、企业、公司，肯定要遭到读者嘲笑。放在这种秘密部门，相对来说要可信一些，因为我们本来就承认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特殊的人自然应该有特殊的境界和精神高度。

但同时，这种人对我们的辐射力又要小得多，我们会认为，那是他们，应该这样。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理想、有相信、有承担。这个问题在当代尤为突出。

记者：那么，你是否会因为表达这种态度，而回避书写叛徒或逃兵这样的故事？

麦家：那不一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不知道自己以后的事，我也不知道我笔下的人物会变成什么样。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英雄中会出叛徒，叛徒中也会冒英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性正是文学的酵母。

而文学也正是以呈现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性为“己任”。文学不解释世界，那是哲学家的事，也无需承担宣传任务，文学要“负责”的也就是反映人心和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