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姑姑刘爱香是新中国成立前随家人到陕西省去逃荒，在咸阳被卖失的。38年后，在郑州晚报的鼎力协助下，于1981年在岐山县找到了。所有这一切，得益于郑州晚报……”

一

听父辈人讲，1942年，河南大灾，赤地千里。迫于生计，这年除夕，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一家人踏上到西安逃荒要饭的路。谁知，到了西安后，一家人尽管出卖苦力、沿街要饭，仍然活不下去，为了给两个姑姑找条活路，先后在西安和咸阳将俺9岁的大姑和7岁的二姑卖给了人家。从此，俺两个姑姑一直没有音信。

1948年10月，郑州解放了，俺爷爷奶奶和俺父母先后回到郑州，但失散的亲人依然无影无踪。在盼亲人、想亲人的迫切心情下，俺父亲和叔叔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或托人打听俺两个姑姑的消息，却均无结果。1960年俺爷爷病逝前，还挂念着自己失散的亲骨肉。俺奶奶为了姑姑的事，早已哭干了泪水，时常一个人站在村口，向西张望，嘴里也念叨着：“我是快要死的人了，俺的俩妞在哪儿呢？我好想她们啊！”

俺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为了了却老人的心愿，一家人找亲人的念头又涌上了心头。我是组织者和联络人。

二

那时，停刊的《郑州晚报》刚刚复刊不久。我找到当时还在中原路上的郑州晚报社广告部，于3月13日和23日在晚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随后，我又将寻人启事转寄到《陕西日报》上刊登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

和俺姑姑同村的杜世文同志，当时在陕西省前进机械厂工作，他正好看到了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这位有心人边看边寻思着本村一位河南籍名叫刘银爱的女社员，会不会是报纸上要找的刘爱香呢？他也拿不定。于是他把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读给刘银爱听，通过他们二人交谈回忆，觉得还有点眉目。但真实情况还需进一步核实。急人所急的杜世文同志为了寻根究底，弄清真相，自己掏钱买了信纸信封，并亲自代笔，用双挂号信和我们联系。信中交代：逃荒卖失时刘银爱“家有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信中还说：“她今年46岁，全家7口人，大儿子参军在部队，另外4个孩子正在上学念书。”

读着这封来信，我一下子惊呆了：信中说的逃荒时的人员正是俺家的实情，莫非刘银爱就是我日日想夜夜盼要找的二姑刘爱香吗？我立即请假赶回家，把信给俺父亲刘福顺看，父亲看后也很激动，立即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了俺奶奶。奶奶回忆说：小时候，俺叔叔和小爱香在一起玩秋千，秋千板曾打在爱香的眉头上，当时流了好多血，落下疤痕。我立马把这一情况写信给对方，很快陕西方面来信说：“没错，现在眉头的疤痕还在。”情况清楚了，刘银爱就是俺家的亲人，就是俺的二姑刘爱香。

1981年5月6日早上，风和日丽，我正在家中，突然有人捎信儿说：淮河旅社那儿有个40多岁的讲外地话的妇女，口口声声说要找你。我立马赶了过去，一问，果然是俺失散38年的姑姑回郑州来了。姑侄相见，悲喜交集。顿时，找到俺姑姑的消息你传我，我传你，几千人口的小李庄轰动起来了，乡亲们纷纷到俺家祝贺。

三

人逢喜事精神爽。找到了亲姑姑后，我的心情异常激动。5月9日，我到俺的主管部门——郑州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办事，见到了时任“市环卫处”办公室主任的李长恩同志，我又把喜事告诉了他。李长恩同志曾是上世纪60年代的郑州晚报社记者，职业敏感性很强，他随手拿起笔来边听边记，哪里没有听清听懂，都让我再说上一遍。5月11日，《郑州晚报》一版登出李长恩写的新闻故事《三十八载又重逢——记本报一则“寻人启事”引出的故事》，向广大的郑州晚报读者报道了俺家的这一喜事。

2004年7月1日，是郑州晚报、郑州日报创刊55周年纪念日。虽然报纸一分为二了，但都出版了纪念特刊。6月30日出版的《郑州晚报》纪念特刊，登出了我写的《<实事求是>栏目办得好》的短稿，当日我还成了郑州晚报选出来的55名金牌读者之一。在《郑州日报》推出的大型纪念特刊《时间的重量》里，1981年5月11日，由李长恩同志写的关于俺家通过郑州晚报、陕西日报找到失散了38年的刘爱香的新闻故事《三十八载又重逢——记本报一则“寻人启事”引出的故事》，在特刊中又重新登了一遍，再次向读者重复了这一喜事。

光阴荏苒，俺家通过郑州晚报找到姑姑的事又过去28年了。20多年来，每当我想起姑姑，就会想起郑州晚报。今年是郑州晚报的60华诞，我衷心祝愿郑州晚报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老百姓的疾苦，为老百姓鼓与呼，把报纸办得越来越好。 刘善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