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共和国同龄，小学是在当年的北下街毕业的，那时市级报纸仅有一份《郑州晚报》，地址是在裴厂庙街路北。那里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因年纪小，对报社的记者们充满了神秘感。

一

小学四年级时，我就开始站在管城街（当时叫市府前街）文化馆门前的阅报栏前看报，最喜欢的是连载小说《桥隆飚》，上五年级时，我校少先队大队长刘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条小消息，让我羡慕不已。但真心和晚报打交道却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

我在《郑州晚报》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反映东三马路派出所一位老民警陈金声关心照顾两名从街头领回的流浪儿童的事迹，没想到稿子寄出后就被发表。就这样我开始和《郑州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说实话，刚开始发稿时，我仅是凭着热情和遇到了较好的题材发了一些稿件，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都弄不清楚。直到后来报社老师和朋友们言传身教才使我真正知道了新闻的写作诀窍，并且在编辑的鼓励下，接连发表了几篇引起社会关注的《虎口泪》、《阳光下的罪恶》、《噩梦醒来是早晨》等大稿。由于那时候我都是骑车送稿，有时还在有新闻线索时和记者们一块儿采访，从他们身上我不但学会了不少采访的技巧和文章的写法，也使我懂得了记者和编辑的辛苦。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还成为各个新闻单位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多次被评为区、市级一、二级模范通讯员，至今仍从事着新闻工作。说得夸张一些，《郑州晚报》不但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和我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

最令我感动的是《郑州晚报》的编辑们不但平易近人，乐于助人，还特别的大度。记得有一次编辑部主任李登科在报纸上发了一篇《为了两棵树何必打官司》的文章，我当时尚不认识他，当时全国正在进行普法教育，我感到普通农民能够为了两棵值不了多少钱的树而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普法教育的成果，于是我当天便写了一篇和李登科同志商榷《为了两棵树诉诸法律好》的文章送到了报社，结果第二天我又到报社送稿时，一位编辑朋友打趣说：“麓桢，你行啊，敢和我们李主任商榷了。”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稿子已经见报了。退休后我在某学校帮忙搞新闻时，学校邀登科主任外出旅游，我才认识了他，说起当年的事，我们哈哈大笑。

如果有人问我一生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报纸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郑州晚报》，因为《郑州晚报》不但和我同龄，而且从我幼年开始就让我认识了他，从1982年开始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时起，我和《郑州晚报》就结下了终生之缘，我不但从晚报上汲取了精神食粮，而且结识了一大批优秀的老师和朋友，晚报不但改变了我的一生，而且成为我半生之中的写作阵地，花甲之年的我虽然因病退休，但给晚报写稿却从未间断过，毫不夸张地说，晚报是我今生的良师益友。李麓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