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订了《郑州晚报》之后，每天我都能够在远离郑州的家乡杞县看到《郑州晚报》，就是这份四开四版的报纸，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化生活。

□徐田州

我和《郑州晚报》算得上“孩提之交”了。12岁那年，我在郑州北郊关虎屯小学上学，食宿在家兄工作单位——郑州林场。场部办公室报架上的三级党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和《郑州日报》，成了我主要的课外读物。那个时候的《郑州日报》就是《郑州晚报》的前身。

经常读书看报，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1955年我在郑州十四中读初一的时候，每周的作文在老师批改后，总是被作为“示范”念给全班同学听。那时候，全市电影院都在放映《董存瑞》，我看后写了篇观后感，寄给《郑州日报》，竟给登了出来，虽然那是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块”，却成了我的处女作。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以“支援农村第一线”的名义，从本市一家国有工厂下放到家乡杞县农村。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艰苦的物质生活固然难熬，但离开了《郑州日报》，我的精神文化生活陷于极度空虚，达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为此，我写信告诉郑州的亲友，让他们把看过的《郑州日报》保存好，攒够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让人捎回或我去郑州把报纸拿回老家，然后一张一张地阅读。

1963年听说《郑州日报》更名为《郑州晚报》，得知它的内容，除时政新闻报道外，又丰富了不少，更具知识性、趣味性。我算了一下，去郑州拿报，一次往返路费需要6元多，差不多可订一季度的《郑州晚报》，我决定在当地邮局订上一份。

说一句现在年轻人不可思议的话，当时我所在的农村，差不多每年都是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哪有钱花在订报纸上？为了订报，我便产生了先卖一部分口粮订一份《郑州晚报》的念头。一天大早，我装好了50多斤红薯片，肩背着去公社所在地赶集。这里有一条胡同是偷买偷卖的“黑市”，“黑市”上可将粮棉及其他物资卖个高出国家统销的价钱。所以来这里交易的人，被称为“投机倒把”分子，因此我提心吊胆地蹲在路边也不敢抬头，不大一会儿便有买主到我跟前，他挤挤眼儿，暗示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在另一条狭小的胡同里，我们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自称是市管会的人把我们抓了个“现行”。买主是个“老玩家”，见状背起红薯片拔腿就跑。而我，由于行动迟缓，被连推带搡地抓去送到“市管会”。他们要没收我“投机倒把”所得的五六块钱。我就苦苦哀求，解释说我是为了订份《郑州晚报》才卖了自家口粮。我的诉求，感动了那个戴眼镜的头头，他狠狠地使了个眼色说：“订《郑州晚报》还不到邮电所去。”

自从订了《郑州晚报》之后，每天我都能够在远离郑州的家乡杞县看到它，就是这份四开四版的报纸，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化生活，使我在三年自然灾害那饥肠辘辘、饥饿难熬的日子，以顽强的精神生活了下来，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又回到了郑州原来工作的工厂。单位宣传部门见我喜欢读书看报，推荐我搞宣传报道，我先后被市广播电台、《郑州工人报》聘为特约记者，还经常给《郑州晚报》写稿，成了它的热心读者和通讯员。

近几年来，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省会多家报纸竞相征订，尽管不少报纸为了卖点，搞得花里胡哨，但我仍然首选《郑州晚报》。因为《郑州晚报》给予我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财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一个甲子的交往，一个甲子的情缘，已逾花甲之年的我和郑州晚报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常对身边同志开玩笑说：“啥时《郑州晚报》评选模范读者，我会自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