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我父亲能够自主活动的情况下，陋室的窗前，他总是戴着一副老花镜，把《郑州晚报》上的内容一字不漏地看完，遇到一些好诗歌好文章，他甚至会大声地用他那不标准的普通话去朗读。

“晚报晚报、郑州晚报，两分钱一张！”

40余年前的沿街悠长的叫卖声被这次“我与郑州晚报”征文活动所唤起。回响在脑海里的那声声叫卖，不只是卖报的妇女在吆喝，更让我的眼前恍惚看见我的父亲杨道谦带着我行走在铭功路老坟岗、二道街快乐的身影。那时他作为郑州晚报社的一名编辑，亲身促进报业的发展，我依然能记得在卖报过程中父亲向路上行人讲解报纸内容的那一份愉悦笑容。我那时候也童心一片地亮起嗓门：“卖报卖报，郑州晚报！”然后拉长着声音继续喊：“两分钱一张！”

我父亲曾是早期郑州晚报社的编辑，“文化大革命”被调离郑州晚报社，但他对郑州晚报的喜爱度一直贯穿到他的生命终点。在父亲临去世的前三年，郑州晚报还采纳了我父亲所在单位的一篇通讯稿，赞扬我父亲是“革命的老黄牛”。我可怜可敬又可爱的父亲还真把这当了回事儿，特地把我叫来看文章。

想当年，我下乡回城，父亲还带我去郑州晚报社找一些他过去的老同事，希望我能在文学上有所出息。当时还叫我拿出自己写的一篇心灵故事交给报社，题目是《碗》。讲的是我在街上吃烩面，把人家的那只大碗给偷了回家，心里一直很内疚。嘿嘿，报社还真给刊了出来，那也激励了我的上进心。

参加工作后，单位领导见我办黑板报很有一手，后来就推荐我当了郑州晚报社的通讯员。不久的日子里，连续提供四篇通讯文章皆被及时发表，如讴歌厂团支部率领共青团员种蓖麻解决团费不足的事迹，如报道追赶路霸的经过，如描写单位第一把手每天早上起来带头给厂里打扫卫生的《扫帚厂长》等。那些发生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感人故事至今难以忘怀，同时也让我多了一些对身边事儿注意观察的好习惯，当然也为自己爱好文学的道路暗暗铺下良好的基石。

后来我调了工作单位，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自己成为一名最早的广告人，精力都投在了新兴的广告事业上，虽然没有再给郑州晚报投过文稿，可是我也自告奋勇当过郑州晚报社的业余广告设计员，为郑州晚报报庆绘制过通栏的广告。

俱往矣，思且在，忆犹新。可以这么说，我与郑州晚报还是有缘的。这个缘分不仅仅在于我的父亲曾是老郑州晚报人，也不仅仅在于我在郑州晚报发过几篇通讯与广告作品，其缘在于通过与郑州晚报的几桩经历，使我更怀念自己的父亲，怀念他对郑州晚报的那份热爱，怀念他晚年与病魔作斗争中从来不放下手里那一份报纸——郑州晚报。

只要在我父亲能够自主活动的情况下，陋室的窗前，他总是戴着一副老花镜，把郑州晚报上的内容一字不漏地看完，遇到一些好诗歌好文章，他甚至会大声地用他那不标准的普通话去朗读。而当与他人或与我谈起过去，提到郑州晚报，他就特来劲儿，昏花的眼睛也放光，兴致勃勃的精神头儿，仿佛郑州晚报是他办的似的。

如今，我还订阅着《郑州晚报》，只是时代变化太快，报社竞争也激烈，作为已经是旁观者的我，内心还是希望省会最老资格的《郑州晚报》能够办得民生一些，多学习同行先进的报纸发行与管理经验，多务实，少务虚，写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办出自己真正特色，相信好内容自会有好的阅读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