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湖北恩施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被娱乐场所的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在宾馆水疗区。该案因当事双方身份地位的特殊，以及被刺死官员据传曾“要求提供特殊服务”的情节，而备受社会关注。

巴东警方通报，10日案发后，警方从邓玉娇包内发现有治疗抑郁症的药物，随后将其送到相关医疗机构检查鉴定，警方已经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是否自首须经法院认定。据其主治医生介绍，警方目前未办完委托医院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相关手续，医院对其采取了“约束性保护”措施——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

（本报今日A28版）

一个民女的命运，何以这么多人牵挂？

从表面看，警方通报案情的措辞流露出些许人文情怀，实际上如果仔细研读，便可发现杀机潜伏，戾气和“险恶”用心呼之欲出。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刻意遮蔽同行的另一直接见证人，以“他”代替。二是将邓玉娇明显属于自首的行为，改为是否自首须经法院认定。三是将原来的“按倒”巧妙地置换为“推坐”。四是将此前“特殊服务”易为“异性洗浴服务”。

如果说前两条的遮蔽尚有情可原的话，后两条的改变则让人倒抽寒气、倍感凶多吉少。问题很简单，通过警方在措辞上的腾挪转跃，邓玉娇的前景便有不祥之兆，而本来“死有余辜”的邓贵大则被开脱不少。

据报道，恩施电视台的画面显示了这样一幕，邓玉娇在病床上抽动身体，哭喊着：“爸爸，他们打我！爸爸、爸爸……”一个民女的命运，之所以让我们如此牵挂，说白了是因为我们对强权充满着发自骨子里的恐惧，说明了我们对正义是多么渴求，如果我们不誓死捍卫正义，我们、我们的姐妹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邓玉娇。秦淮川

女服务员刺官案何去何从

5月7日，杭州富家子胡斌驾车在斑马线上将浙大毕业生谭卓撞死；5月10日，巴东农家女邓玉娇在娱乐城将招商办干部刺死；5月17日下午，杭州飙车案疑犯胡斌因交通肇事罪被批捕；5月18日中午，巴东县公安局称，已经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

一前一后的两起恶性事件，肇事者与受害者的身份刚好是倒过来的：一个是富家子飙车撞死了普通人，同伴还若无其事地谈笑；一个是农家女子杀死了官家干部，并当即主动投案。

两案中，投向杭州的目光关切“肇事者”是否会被轻恕，投向巴东的却是关切“凶手”是否会被重处。看似“双重标准”在对待受害者，实则上，却是一把尺子在衡量司法部门会否勿枉勿纵。舆论的“标的”是相同的，那就是防止弱势者受到不公对待。

两地两起完全不同的案件，表面上没有可比性，在司法层面，是无法“并案”的，但在公众心中，早已“并案”处理了。大家同情的天平本能地向弱势一方倾斜，而不是按你是遇难者还是“肇事者”来区分。大家关心的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是否会得到公正的结果，两案在这方面的可比性显而易见。

飙车案、刺官案，既然有可比性，既然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让我们睁大眼睛，看两地如何在“客观公正”的赛道上奋勇拼搏，最终殊途同归，交给社会一个漂亮的满意结果。

余人月（请作者联系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