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焦点，举国上下，亿万人瞩目，牵动多少人的生活，影响多少家庭的命运走向！作家何建明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经过多年深入广泛地调查采访，以充满激情的笔墨，对这一最为百姓关注的“战争”进行了首次全景式的扫描，深入到了事件的内层，考察在波澜壮阔和轰轰烈烈之下，隐含着的几多悲愤；对高考体系中的不完善之处以及可恶的腐败、留学的陷阱、畸形的旁门左道等，都有鞭辟入里的揭示。

状元的产生过程让人感到恐惧

我虽不知自古以来的状元是否真有滥竽充数者，但我从小知道自己的老家有两位考上状元的人非常了不起。一位是咸丰六年考上状元的翁同和，他做了两朝清皇帝的老师，中国最早举起开放门户大旗的就是他，他鼓动光绪皇帝与腐朽没落的慈禧太后斗争，100多年前揭竿而起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运动”，使这位状元先生永垂青史。康有为称翁同和是“维新第一师”。另一位便是光绪二十年考上状元的张謇，从这位“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不敢指望立竿见影，疗治古国千年沉疴，但求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之遥”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者身上，我感觉到了状元的力量与智慧，状元的胸怀与追求。也许正是从他们身上，自古人们对那些不甘落后，不畏艰难，努力苦学，勇于进取并获得最大成功者的“状元”们总是给予褒奖。天下读书人以当状元为荣，本身并不为过，问题是状元的产生过程让人感到心惊，又让人感到恐惧。

南京的“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最初仅供县、府学子考试用。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此处集乡试、会试于一地。到清代，江南贡院发展更快，尤其是康熙年间，苏皖分建两省，而两省政治、军事仍旧一体，乡试也沿袭明制，故此地一直成为全国云集学子考试的最大场所。我虽未能看到古考场“江南贡院”当年恢宏的原貌，但当我见到这座位于金陵东南隅风水宝地的古考场遗址和博物馆时，仍心潮澎湃，因为仅清朝267年间，江南贡院里就诞生了58位大状元，江南才子唐伯虎、画坛怪杰郑板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等都曾在此处挥汗考中秀才、举人和进士。

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考城”中，最为壮观、占地面积最大、令人看后最为毛骨悚然的要算“号舍”了。所谓“号舍”，既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试期间考生们吃住的场所。江南贡院这个大考场有“号舍”20644间之多！那号舍外墙高约八尺，门高六尺，宽刚好一人之身多些。每排号舍长短不等，多则为百间，少则也有几十间，前排与后排之间相隔不足一米，因此整个考场就像一排排猪圈鸟笼式的建筑，旧称“号巷”。号巷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白天饮水使用。号舍三面是密不通气的墙，只有朝南一面是出入处和考试见得的光亮。号内有一块能掀起的木制的桌案和一张坐凳，考生晚上睡觉时就把桌案翻下作床铺，有的就干脆躺在上面。所有考生自跨进一步后，从此一直到考完才能离开号舍，吃喝拉撒全在其中。相传有一位才华横溢、文采超群的考生，因为没有占据好一些的号座，只得坐于巷尾的“粪号”，结果几天下来，被粪桶熏得晕头转向，无法考试，还差点闹出人命。有史料记载，由于号舍管理杂乱，常有考生被蛇咬死。有的考生受不了号舍之苦，用烛签自刺身亡或悬梁自尽。

江南乡试，各科应试学子多达2万余人，但能够录取的只有100多名，其比例仅为200∶1，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成功率难上几十倍，多数久困场屋，备尝艰辛的学子，最后只能名落孙山，折桂无望。但科举考试毕竟又是读书人通向光宗耀祖、改变命运之路，同时也是证明个人才学实力的机会，所以像《范进中举》中描写的一直考到七八十岁的人不足为怪。郑板桥从23岁考上秀才到40岁中举人，前后历经17年之久，比我们现在考博士要艰辛得多。而许多名流学士连秀才进士都没有考取，当然有人本来就对八股文不感兴趣，旧科举考试的艰难可见一斑。

科举废除之日，像北京清华、京师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等现代学校已经开始建起。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蔡元培出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后，中国的教育便进入了第一个全盛阶段。“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技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便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思想，几乎成为了后来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办学灵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的这些思想与观念，整整影响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以学问为天职的勤学精神和对政治与物质不屑一顾的清高。中国的大学在这些具有全新思想的先导者们的奠基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并为20世纪中国诞生大批政治家、社会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准备了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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