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主办的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署名为刘日的文章指出，官员的家庭财产等信息很可能牵涉到公共利益，所以不属于个人隐私。官员如果不愿意尽义务公开财产，那就应该辞职。并提出应以“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为契机，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推进一步。（7月23日《羊城晚报》）

财产公示“新官先行”站不住脚

该文细化了“新官”率先公示的三点理由，笔者觉得一个都不成立。

其一是说“绝大多数干部目前不用公开财产”。“公示”就是“公开”，公开是为了监督，而所谓“不用公开”，也就是不用监督，而其言外之意则是这些“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清白的，用不着通过公示来自证清白，也用不着通过公示来暴露自身的腐败。这给人的感觉就是：需要财产公示的，是那些存在问题的官员，也就是要通过公示来查处腐败分子，简言之就是需要财产公示的是有问题的官员。既然这样，又怎能确定“新官”就都是有问题而需要公示的呢？

再看第二点理由，即新官“接受群众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能够接受这项考验”。那么，请问老官员接受监督就不是理所当然的啦？老官员就不能接受这项检验吗？所谓不能接受检验，是不是指他们自身有问题，不能拿到阳光下晒一晒呢？要是这样的话，这不是明显要让其躲避监督和查处吗？

第三点理由是说这样的“新官”公示“人民群众是高兴的”。我敢肯定，如果只让“新官”公示财产，恐怕群众更多的是不满意，只有让新老官员一起公示财产，才是人民群众所期盼的。

肖滋

公众在担心什么？

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立法及制度建设，一直步履蹒跚。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便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4年，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20年后，虽常有地方政府进行一些突破和尝试，但全国范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仍然未能出台。这说明，财产公示制度之所以迟迟不能露面，并非论证不充分，而是遭遇了人为的阻力。

在我看来，公众之所以提出质疑，其实是在担心“新官率先公示财产”之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从此便踯躅不前、原地踏步，担心“妥协”之后会永远“妥协”下去。如果这样，不仅对年轻官员“不公平”，也是对其他官员的放纵。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实现了“新官率先公示财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仍然可能遭遇巨大的阻力。在这些阻力面前，显然不能为了“官场稳定”而忽视“社会稳定”。南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