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萧开愚第一次来开封，到目的地之后，对着来接送的河南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问道：你们开封的人生终点站（即花圈店）怎么那么多？由于问题兴起突然，令这位研究生脑袋一紧，犹自茫然了好一阵子。

这个问题的提出体现了一位诗人对尘世云烟的敏感，不过，在我看来，这其实并不算上一个真正的命题。原因在于开封是一座老城，狭窄幽深的街巷以及两旁低矮的房子是老城的基本影像特征，也就是说如果把个别主干线排除在外，老城的街道皆非宽展明亮的通衢。既然非高楼入云的现代化大道，花圈店的入驻也就水到渠成，再加上生活区、商业区、办公区的不分，所以花圈店也就纵横交错地分布在老城的各个端点之上。如此一来，令来自京城的诗人颇为讶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就拿从火车站至河南大学的两条主要道路而言，两边的房子大多是2～3层的建筑，从南往北穿越了大概几十个生活小区，六七公里的里程，覆盖几万的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我没有实地调查花圈店的大致数目，想来也不会少。以我在这个城市居留十数年的经验，一条一公里长的小街，大约有两家左右的花圈店的存在。

在今天的开封，还有众多生活小区仍然处于开放的状态，没有围墙，没有绿化带的隔离，同样也没有保安的设置。小区之内，众多短而局促的街道互相连接，形成蛛网式的结构，如城市的地下管道般纠结在一起。花圈店与不设防的居民小区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它们绕开高墙的阻挡，跟随那些交错的小街道，向城市的幽深之处挺进。只是因为它不像副食小店样提供日常的供给，所以不大能引起常人的注意。

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之间，也许在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必定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性，比如出生率、死亡率、老龄化程度、受教育程度等，有些是由城市的基本属性决定的，有些则是有国家社会的基本结构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花圈店在开封的星罗棋布与这座城市的死亡率并没有什么直截的联系。与之相关的城市地理分布因素，我在前面已有交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根本性因素的制约，那就是一座城市在岁月轮转中所积淀的文化态度，具体到花圈店而言，则是对待死的态度。

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之中，生和死是联系在一起的，此岸关怀与彼岸关怀的不分，现实幸福的最大化，使普通中国人的思想信仰落实到生前不可道、死后无可知的层面之上，只有“此在”的悲哀或幸福才是实实在在可以握在手中的。生和死作为两个端点决定了每一份“此在”的存在，当然应该投之以更多的敬畏和关注，而对待鬼神则多采取姑且听之、信之的态度。“姑且”的限定性使用表明了人们对鬼神远之的态度，与对待生死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敬畏和关注出发，众多细节铺展在人们的言语之中，铺展在人们的物质化实践层面，即生和死的仪式化层面之上。花圈店就是这仪式化程序上一个物质细节，与乡村社会的香蜡黄纸性质等同。

作为一座老城，除了看得见的文化遗迹之外，它还会保留一些最深层的文化血液。拿开封来说，生死虽然是个很自然的事情，但围绕着生死却生长出来众多仪式，决非如鲁迅先生遗嘱所言埋掉拉倒。一个人的离世就意味着亲朋故旧的诸多繁忙，这其中又区分出两个方面，一是亲人的布置仪式；一是朋友故旧的吊唁。其中仪式的布置尤其繁杂，重要的有灵堂的设立、花圈的摆布、遗像的树立、祭品的购置以及遗物的处理等，每一项皆有着严格的规定性。另有少数的百姓还会购来一些所扎的纸活，放置在灵堂的旁边。吊唁的仪式相比较而言较为简单，但体现在人数上则是络绎不绝的，同事、朋友、学生、老师、街坊邻居都会闻讯赶来，这在老城是个基本的人情。作为祭奠仪式的延续，每到七月半的时候，从城市的大大小小的角落里就会拥出各色人等，他们手中托着蜡烛和一摞摞黄裱纸张来到两街相交的十字路口，在马路上画出一个个圆圈，然后点上蜡烛，将黄纸烧去。到了第二天清晨，你就会发现众多的圆圈匍匐在路面之上，那些青黑的痕迹，是最为深沉的文化烙印。尽管市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此事的发生，怎奈何如此固执的文化心理，只好罢了。

花圈店的门脸一般都不会太大，副食商店可能会升格为超市，小拉面馆也有可能升级为拉面大王，但花圈店绝不会升级为家具总汇类的东西。有的门脸甚至仅有小半间房子，然而麻雀虽小，五脏却俱全，不仅仅是出售花圈，还有哀乐、纸活、麻布及专供丧礼演出的队伍等，其功能基本可以满足老百姓发丧仪式的各种需求。这其中，我对那些丧礼的演出印象尤深。在城市里，你可以绕开火葬场，可以绕开某条小巷中兀然涌现的灵堂，但你没法绕开丧礼演出弄出的声响。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声响过于宏伟，没有四栋楼的阻隔，你很难不会被袭击到，另外，其时间也足够长，往往从晚七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一点钟。

丧礼的演出就放在灵堂旁边，声响的内容悲伤深沉就还罢了，如伤情的地方戏曲等，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其中的戏谑。流行歌曲、电子击打音乐皆收纳其中。偶然的一次，我被动地听闻了东北二人传的一次响声，一男一女打情骂俏的声音通过扩音器的增容，尖利地撞向楼层中的众多窗户，在任何有空隙的地方穿行。我关上了窗户拉上窗帘，但是不行，玻璃终归是软弱的，它阻隔不了扩音器的声音，也阻隔不了灵堂附近看热闹的人群发出的叫好声。这个时候，我有些悲哀，不是为那些活着的欢快的人们，也不是为了文化形式的扭曲变形，只为那些正处于悲伤的逝者的亲人们。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所祈望的不是不要歌之，而是不要那么快，而且又那么近距离地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