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宁波市政府向人大提交草案，除了提议“新建建筑不配建停车位不许开工”外，明确提出“新购车辆未配停车场所，拟不发牌证”。据了解，制定草案的是交警部门，当地人大还没形成定论。

（11月16日《钱江晚报》）

这个提案之所以令人纠结，倒不在于新规的荒唐，而是可能衍生出的众多有失公允的后遗症。一者，既然新车上牌要车位，那些本来就没有车位的老车怎么办？老车主换新车或者过户又怎么算？二者，车位稀缺是建筑商或城市规划的责任，不是车主的问题。如果这个政策只是约束民众的消费权利，政策的意旨就令人生疑。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无车位不上牌”成为现实，必将使得车位资源成为稀缺珍品，如春运的火车票般一“位”难求，进而带动车位市场的异动：比如，有钱有权的总能找到各色车位，剩下普通车主只能“望‘位’兴叹”。

“无车位不上牌”的结果，就是在市民买车的大道上再竖起一道门槛：先解决了车位，你才有买车权。这是明显的本末倒置：权利之所以区别于义务，在于不能随便“搭售”，车位和车是两码事，不能把车位的问题前置到车主的权利之上。

堵车是大小城市的心病，如何整治这一症结，创意不断、意见无穷，有说收拥堵费的，有说限制私家车的，意思就是一个：设置一些门槛，让城市车流“有限”起来。问题是，这些主意看起来固然很美，但往往容易伤及无辜。城市为什么那么堵？表面看这是一个公共管理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资源过度集中、城市规划“密度”与“高度”上的问题。如果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等都能均衡配置分布得宽松一些，如果很多事情可以在不拥堵的地方解决，谁又愿意心急火燎地堵在城市的路上蜗行？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