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轻阴细雨的日子，天空是柔和的灰色，空气浓厚得似乎可以掬在手中。而我那像隔世一样遥远的童年，正是这样柔和的灰调子，这样浓厚而使人久久回味。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我腋下夹着断了带子的书包、蓬头垢面地顺着墙根溜进了家门，耷拉着剃光的脑袋听妈妈的训斥，我自知理亏：一放学就跑进说书场，昏天黑地才回家。当我坐在昏暗的油灯下做作业的时候，心想明天一定不再去听说书了。但第二天放学，两条腿又鬼使神差般不由自主地走进了说书场，而且又是到了昏天黑地才回家，对此，妈妈也是无可奈何。

那时没有电视、卡拉OK什么的，看一场黑白电影就使我如同过年一样兴奋。当时郑州市区的弹丸之地，能吸引我这个“不是省油灯”的孩子的地方，就是那有无穷奥妙的老坟岗了。背着书包，在大人们的间隙中钻来钻去，有摆地摊卖大力丸的，口中吐火，肚吞铁球，腰缠钢丝，脚踩尖刀，煞是惊心动魄；有抽签算卦的，摆奇门遁，说阴阳八卦，看手相面相，都是些“半仙之体”，让我觉得深不可测；另有打彩、扎辫、摆残棋、变戏法的小赌博，也颇能引人入胜……而消磨我时间最多的地方，是现在位置在民主路中段往北的一个大院子。院子中间一个空场地，除有一排拉洋片的在边说边唱边拉，拉动一幕幕的画片之外，就是一块供说相声、变戏法的地摊了，周围赫然五六个大席棚就是说书场。

每天下午各个席棚中一齐开说，有评词、大鼓书，还有评弹、坠子之类。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唱坠子的几句开场：“小弦子一拉忽隆隆隆隆，三言两语就开正封。上一回说的是武松打虎，还有那半本本半没有唱清……”但主要还是说评词，也就是说书，内容有《封神榜》《三侠五义》之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不准说旧书了，于是就改说了《林海雪原》《红岩》之类的革命小说，不过虽改了新书，说书人依旧是长袍、折扇、惊堂木，依旧用的是说老书的语言套路，如说到《铁道游击队》中老洪一甩二十响盒子炮打一梭子子弹时，所用的语言套路与说《三侠五义》中白眉毛徐良甩手打飞镖的语言是一样的，可谓旧瓶装了新酒。

我在这书场中厮混时大约十一二岁的年龄，如今许多艺人的大名已记不清，但其表演时的音容笑貌却永远贮存于我的记忆中。我爱听王国保说《三侠剑》，一是故事本身听来要比勾心斗角的《三国演义》之类痛快，二是说书人的形象逗人乐。但我是白听而不给钱者，所以要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击法。一般我是站在最后一排凳子之后，偶然也敢偷偷坐在后两排的空席位上。我是很有些经验的，先在席棚外面徘徊，听里面说书人先咳嗽两声，惊堂木一拍，说几句引子：“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上回书说到……”这时我才猫着腰神不知鬼不觉地踅进棚内。往往我不等到说书人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然后把折扇往背后领子里一插，端起小笸箩下台要钱时再逃走，而是掌握时间，察言观色，捕捉说书人将要停书前的征兆：“只见那边厢白眉毛徐良左手燕子掠水虚晃一招，右手大环刀来个玉带缠腰，只听哎呀扑通，红光迸现，鲜血……”此时，我的双脚已悄然踱出门外，也偶有听得痴迷而忘乎所以的，有时小光头上要挨说书人一记折扇，甚至被揪着耳朵拎出席棚。

在老坟岗说书场中的七八位艺人中，生意最差的要数每晚点上电石灯说《鬼狐传》的小妖怪了。说聊斋故事没有说剑侠书那么热闹，再加上露天地摊难以聚拢小妖怪那沙哑的声音，所以听众最多不过三十人的样子。又有一些人欺他身小力薄，听完书而不给钱，小妖怪也无可奈何。我也是这些经常白听书中的一位，但有一次我付了钱，那也是最后一次听他说书。时间大概是饥荒的1960年，天上纷纷扬扬地飘洒着雪花，小妖怪仍在一盏半明半暗的电石灯下说书。听众只有那么七八位，等他说完一段手端着小笸箩收钱时，人们竟然嬉笑着一哄而散。这一次我没走，呆坐在那里看着说书人，只见小妖怪长叹一口气，卷起了那块蓝色的桌布，一口气吹灭了电石灯。不知怎么的，鬼使神差似的我突然站起来，把口袋里仅有的两毛钱放到了他那收钱的小笸箩里，等他抬起眼看我时，我已转身而去了。是出于忏悔，或是出于怜悯，说焉不清。过了一些年，我读到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在那里我找到了共鸣。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说书场取缔了。“文革”初起时这些民间评书艺人大多被挂上牌子游街示众。听说那个叫王国宝的到建筑队干壮工了，后来又见他拉着一辆架子车，车上放着爆玉米花的筒子在沿街“放大炮”，再后来听说他病死了。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这些民间评书艺人的晚年是不太好过的，如今想他们恐已多不在人世了。那个说书场也几经变迁，没留下当年的一丝痕迹，但留在我孩童时心灵中的印象将会伴随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