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广东佛山的杜先生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开车将摩托车司机撞伤。他首先想到了要救治伤者，于是开着车将伤者送去医院后，再回到现场接受调查。没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行动，交警却认定他破坏了现场，应负事故的全责。法院则认为，驾车者抢救伤者行为值得肯定与鼓励，判决担责七成。

（1月3日《广州日报》）

别过早对“救人担全责”案下道德判断

也许有人仍然会质疑，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情况下，还要求车辆驾驶人先报告警方和标明位置再去救人，这不强人所难吗？确实，法律规定的科学性可以商榷，但是，其一，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警方依法作出认定，这是不应该受到道义指责的。其二，在交通事故中为救人行为设置一定的条件，固然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反过来想想，如果法律规定因救人而获得相应的豁免权就一定合理吗？

法律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法律是折中的产物。具体到当下语境，法律不可能成为道德的拯救者。一味地将法律和人性对立起来，同样是一种道德焦虑症。某种意义上说，尊重法律，在法律的框架内，将司法的能力性放到最大，或许才是缓解法律与道德之间矛盾的根本出路。譬如在此案中，法院以符合公序良俗为由减轻杜先生的责任，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鼓励了救人行为，堪称一个经典判决。吴龙贵

这是否又是一起“彭宇案”？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是这样规定的：“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显然，交警在处理本案的时候，只看到了“保护现场”的规定，而无视了“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的规定。

交警部门应该清楚，他们这样认定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当再发生类似案例的时候，撞人司机很可能会倾向于把“保护现场”当成第一要务，而对于被撞者的“痛苦不堪”置之不理。在人道主义的天平上，这样的局面与草菅人命何异？如果执法者以其僵化的法律眼光，把撞人司机塑造成了法律的囚徒和道德破产的见死不救者，《道路交通安全法》本身又何以安身立命？

法院的判决聊表慰藉。法院以杜先生的行为“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定，显示法院比交警部门更明白法律的精神。挥之不去的“彭宇案”，让我们充分领教了一次恶劣的判决对社会道德的颠覆效应。今天，对于这起交通事故的执法，会否成为另外一个版本的“彭宇案”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理应清楚，任何鼓励见死不救的执法和判决，都将使法律蒙羞，都将是一场灾难。因为，法律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张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