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振强

发现父亲的眼睛有问题，是近四十年前的事，父亲四十岁还不到，正当壮年。我们家当时做鞭炮。这是个提着脑袋挣钱的活。也挣不到几个钱，仅够维持我们兄妹的学费和部分人情往来。但人穷，命也就贱，别的村庄就有好几个人做爆竹时被炸死，他们的家人在擦干眼泪后不久，又重操起这一营生。父母也不是没有担心，主要是怕出事时会伤及我们兄妹几个，而他们自己的性命并没被看得太重。

发现父亲的眼睛有问题也属偶然。一天，父亲翻拣着做爆竹的废报纸，翻着翻着就停下了，然后不声不响地看着。其实哪是“看”，简直是在“闻”。我很好奇，问，大大（老家的方言，“父亲”的意思），你怎么那样看报纸？父亲没回答，母亲接过话茬：“你大大小时候眼睛伤过，看不清东西。”

我后来知道，父亲小时候和村里的一个孩子在一起玩耍，那孩子忽然抓起一把尘土朝他脸上撒过来，他的眼睛、嘴巴、鼻孔里进了很多，之后视力就明显下降了。我相信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父亲只念过三年书，三年的时间不可能对眼睛造成那么大的伤害，而且我的爷爷和奶奶都不近视，父亲受遗传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不管是什么原因吧，父亲的眼睛有严重毛病是个事实。我还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大哥胡搅蛮缠，死活不肯罢休，惹恼了一向憨厚的父亲，他扬起巴掌打了我一下，我有些怒，捡起地上的一块土坷垃，假装要砸他，可他偏偏不躲，我就真的砸了，正中他的后背。父亲摸摸背，一声没吭，转身就走了。父亲的背疼了好几天，我也有些懊悔，但心里又想，谁让你不躲呢？过了好几年，我才明白，父亲可能压根儿就没看到土坷垃向他飞来。

做农民的，没有一双好眼睛，不亚于缺胳膊少腿。发现父亲的眼睛有问题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父亲身上经常有的血块、血渍，基本无一例外是因为摔跤所致。田间的路总是窄小弯曲，村庄的路也是高低不平，雨雪天更是泥泞不堪，做农活要起早贪黑，眼神好的人都难免掉进沟田里，绊倒在荆棘、坎坡上，何况我的父亲？母亲有时望着父亲腿上、胳膊上，甚至头上的血迹边叹息、流泪，边给他贴活血止痛膏。但有时旧膏药还没撕去，新膏药又上了身。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父亲的身体就像一个破衣裳，打满了白色的补丁。

好在队里的干部心肠都好，他们不会让我父亲去干拉电线之类有风险的活，有一段时间还安排他去照顾生产队的几条牛。父亲有些不安，总想把牛照顾得更好些，经常很晚还摸到牛圈去，一大早又起床给牛喂草料。过年时，父亲还会让我们写上对联，贴在牛圈的土墙上。那些牛，简直就成了我们家的牲口。

父亲年纪大了，大哥长成了壮小伙，田里的重活基本上都由他来干，父亲不可能吃干饭，虽然摔倒的次数有所减少，但身上总还会有新肿块，新疤痕。六十多岁的时候，他的眼力越发地差了，这才没法再顾忌一个农民戴眼镜的尴尬，跟我弟弟上街配了副眼镜，一只镜片一千八百度，另一只近两千度，虽然还是看不清，但眼镜店也只有这么高度数的了。配了眼镜之后，父亲过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日子，能看看电视，也能和村中的老人打打麻将。但不久，他又说经常头昏，弟弟怀疑是度数太高的眼镜惹的祸，带他去南京、合肥等地去检查，医生说错过了最好时机，无法手术，无法改善了。

再后来，父亲的一只眼睛一点儿也看不见了，另一只也仅看到微弱的光。前几天我去老家的县里开会，同行的几个朋友不去风景区，执意要去看我的父母。在家门口，我看到一个几平方米的塑料帐篷，母亲说是大哥搭的，因为父亲现在很少离开家，常常只能在门口枯坐，大哥怕他冬天时冷夏天时热，就搭个棚子给他遮遮风雨阳光。那晚我们在大哥家吃饭，酒和菜端上桌子很久，几位朋友也不肯动，说是要等我的父亲来才能端杯子，但父亲来过之后并没有上桌子，母亲说他看不见菜也看不见酒，就给他盛了一碗汤，让他坐在一边吃。

父亲坐在一边的时候，我忽然想象着他坐在塑料帐篷里的场面：阳光穿过塑料皮，静静地照在父亲身上，袖着双手的他孤独地坐在帐篷里，多像一条老狗，一条无力的老狗，守在老屋旁，等待着无边的黑暗慢慢将他包围，直至吞没。

无论怎样，我还是希望这只老狗能长久地在老屋旁守着，虽然他的样子会让我心伤，但有他在，我就会找到老家的方向，心里也就不会太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