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

已记不清从何时起，读书和藏书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从好奇到痴迷，从默默到沾沾自喜；我也同样记不清从何时起，开始回避读书和藏书这个话题，面对四壁浩繁的卷帙，我开始茫然，开始畏惧，开始了无奈与愧疚杂糅的内心检省。

我的好友曾调侃我前生一定是一个书虫，此生便和书最亲，离不开书。可是正如我的属相一样，农历二月的羊，幼时无草。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那是个无书可读的时代。到了1975年左右，环境似乎有些变化，父亲开始从他的铁皮柜里解冻一批封存的“秘籍”，陆续有供批判用的《四书》、《五经》、《千字文》等，后来是我老爷爷留下来的《隋唐演义》、《秦英征西》等，对我而言更为珍贵的是《芥子园画传》、《古今名人画传》、《赵松雪梅花诗》、米芾的《西都赋》和《临王十七帖》了，而且多是线装书和经折装，要知道，当时见到这等“上品”简直是不可想象。当然这种阅读在当时也是十分危险的，我和哥哥们经常要插上门或在夜里读，有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感觉。现在想来，那些供批判用的童蒙典籍，真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荒寥日子里的精神私塾，注定了后来我对古典文学和书画艺术的热爱和沉迷。

到了初中以后，父母开始给些零用钱，我便有了最初的购书经费，也开始了延续至今的购书生涯。一路买下来，到大学时，我在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三层的偌大画室里，已经有了千余种书籍，我能清楚地记得那些书是在何时、在哪家书店买的，那叫如数家珍、敝帚自珍。当我毕业后到财政部报到时，人事司在车站接毕业生，我的近30箱书籍和行李整整装了一车，本来可以接几个人的行李，只拉我一个人的回来，人家还以为我带了什么细软来北京了。此后从集体宿舍到几次搬家，最浩荡和壮观的是搬书的场面，最早是同学同事们帮我搬，后来是搬家公司用箱车专程搬书，来不及装纸箱，简单打个捆就装车，每次搬家后我要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整理分类，兴致盎然也腰身欲断。我的房子越住越大，而最大的空间还是给书占了，我爱人常抱怨我不但要花钱买书，还要花钱买房给书住，可是我已别无选择，一任书山突起，书架林立，从4个到10个、20个，从书房到其他房间乃至地下室和以前住过的旧房子。我儿子出生时睡的床就是用暂时不用的书垒起来的，他从医院抱回来就住在书堆上，长在书丛里，我不知道是亏待了他还是栽培了他。这些与书有关与书相伴的时日，是我青少年时代最繁杂丰盈的影像。

书成了我必备的生活物品，我与他们朝夕相处、相依相知。我曾和爱人打赌，我背过身去，她随意抽出一本书，都可以说出这本书所在的位置，说出作者、出版社乃至封面设计是谁，我太熟悉他们了，他们也给了我太多的快乐和慰藉。坐拥书城的每一个夜晚和节假日的清晨午后，我像一个看守庄园的老管家，收拾打理着世代相传的旧物，轻轻地抚摸、默默地注视、久久地沉吟，时光就这样从身边流过去。 可是书，我的数以万计的孩子，我花费了整个青春岁月寻觅聚拢到一起的孩子，他们本自散落在各处，是因我而聚在一檐之下，相拥朝夕。我时常惆怅迷茫，无端地思虑着在我身后，他们又会散落何处，是儿孙们的继承，还是整体的捐献，是成捆地运到废纸回收站化为纸浆灰烬，还是分成堆被廉价地叫卖。我内心还有一份不安，我何时从一个读书人变成了一个藏书者，数量的累积加重着我内心的无奈与忐忑。我在反省，在我的心里，有没有学富五车、汗牛充栋的炫耀与满足的欲念，有没有把他们当作读书人标签的一份虚荣。

如果藏书和读书变成一种姿态和作秀，我要向那个背影渐远的读书少年致歉，我可是已背叛了原来的自己，背叛了数千年间文士们对书籍的礼拜和虔诚。 所幸的是，我在反思中又寻觅到一份光明、一份希望：我对书的眷爱还在，他们仍围绕在我的身边，漫长的黄昏午夜，我可以随意地翻检审视；在我的脑海中所需书的大目录还在、索引还在、体系还在，这便是解牛利刃、断木钢条。“世事洞明皆学问”，要洞察世事就要触类旁通，思接万象今古；“工夫在诗外”，要写出一手好书法留给历史，单单练字何以能成，必须有知识学问的滋养，碑帖墨迹的披览品鉴；写诗填词，一方面要有江山阅历人生感悟，也要熟记前贤的佳句杰构，以助排律吟哦，我不惑尚惑，书籍一定是最亲密便捷的师友，最牢固的靠山，以供咨询解惑，这便是我重新做起的理由。

就书法而言，我一直牢记着赵朴初、启功、沈鹏等先生的教诲，作书先做人，写字要读书，没有知识和学问滋养的作品终是面目无华，质地单薄。不仅要读书，还要善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不仅要思考，还要学以致用，纵有满腹经纶，如果不在实践和生活中去应用，便失去了它的价值。人生苦短，读书须有所选择，时不我待，奋起即从今朝。在这样的夜晚，在苦苦的思辨中，前路开始明晰宽敞起来，心中充盈着一份温暖和一股力量。